有一种说法，中国人的性教育，大多是通过硬盘完成。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反映了国人耻于谈性的一贯传统，追究起来终究不是一种理性健康的态度。
古人能接触到的许多“性教育文本”也是如此，例如房中术重在采阴补阳，性文学意欲戒淫劝善……然而在唐代有两个文本却与众不同，一度引起了学者的注意，那就是《游仙窟》和《大乐赋》。
两文都致力于渲染文采、审美以及举止修养，当这种文采、审美与对性爱的想象力相结合时，他们表达了一种自然和愉悦的性爱观。
《游仙窟》
《游仙窟》的故事发生在当今甘肃的积石山，以第一人称自叙的方式展开。故事的男主角“仆”/“下官”/张郎奉使河源（今青海兴海），途中见一女子就涧边浣衣而求借宿。浣衣女（桂心）遂引至女主角崔十娘住处，途中桂心告知，十娘乃是“博陵王之苗裔，清河公之旧族”——唐代科举文人理想中的联姻家族。
甘肃积石山
张郎忽闻宅内有调筝声，便以诗咏求见，十娘则不予答应。张郎“遂申怀抱”，因以赠书赠诗，几次三番而又终得以拜见。双方先互问家族身份，张郎自告其“望属南阳，住居西鄂。……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孙，广武将军巨鹿侯之子”。先已入甲科，后荣登高第。这一以门当户对为主题的铺垫为故事的发展定下基调。
片时，十娘的嫂子（五嫂）也来见过张郎。五嫂看出十娘与张郎情投意合，便在一边推波助澜，十娘和张郎的交流也愈趋浮艳、诋诮。主客双双以美酒、佳肴、琴棋助兴，不过，其主轴戏则是两人以食物和器皿为咏诗对象来表达他们对性爱的期待和向往。张郎与十娘终得云雨之欢，次日依依告别。
《大乐赋》
《大乐赋》的作者身份一直为学界所争论，其原因之一是现存史料中没有任何有关此文的记录。不过，现在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赞同白行简为其作者的说法。
白行简显然着意将《大乐赋》写成一篇体现性爱愉悦的作品。他在序中称：人之所乐，莫乐于性。所以，他要描写性爱之汇总，以“迎笑于一时”，求“雅俗之共赏”。除了高罗佩和周一谋外，其他研究《大乐赋》的学者都没有讨论白行简写作此文的意图。
与叙事故事《游仙窟》不同的是，《大乐赋》由二百四十多行诗句组成，现存版本共有239行，缺尾。分别描写十四种性爱场面，包括洞房花烛夜、夫妇亭台月夜、书室、四季景色之乐、久婚夫妇房事、主与妾、君与妃、在室未婚、殊乡异客、主婢、僧姑之偷情，以及同性交欢等。
《大乐赋》至今未有英文译本。高罗佩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曾作过分段总结，并详细地重述了文中关于新婚之夜的描写。比之于《游仙窟》，《大乐赋》的性描写远为详尽、直露，这可能也是现代学者对此文作者的身份有责疑的原因。
从现代学术和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想象《大乐赋》的作者是一位在唐代极有社会地位和文学声誉的科举文人。然而，这种推理显然是在用唐以后才形成的伦理体系和文学传统来考察唐代的现象。
学者们曾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对性的描写经历了一个从上古时代的人性探索，到秦汉至唐代的浪漫雅致，到宋明时代的庸俗化的漫长的变化过程。见刘书成《中国古代小说情欲描写衍演的三个阶段》文。
虽然有关唐代上层社会的性观念的研究尚待全面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唐代以后的上层社会的性观念和态度有明显的变化。现存宋代文字中没有一篇是可称为性文学作品的，而明代虽有大量色情文字出现，但文人对情欲的赞誉是非常犹豫的。
虽然很多明代的性文学出自著名文人手笔，但它们往往以笔名出版。最著名的例子是《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兰陵笑笑生的真实身份是《金瓶梅》研究中的争论重点之一，学者们至今尚无达成共识。文人学者在性观念和表达上的变迁也正是历史学家怀疑白行简是《大乐赋》的作者的原因之一。
关情——唐代的性观念及性别关系
《游仙窟》和《大乐赋》着墨渲染男女间尤其是夫妻间的爱情，并将它与性愉悦联系起来；此外，这两篇作品还体现了唐代关于理想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认知。在《游仙窟》中，“情”是编织主线故事的纽带，而五嫂的角色在于安置并提示读者张郎与十娘间“情”的线索及其进展。
五嫂先立下酒局赋诗游戏的规则：“不是赋古诗云，断章取意，唯须得情，若不惬当，罪有科罚。”未几，五嫂便声称十娘是“天生素面能留客，发意关情并在渠。”接着，她又观察到十娘“情想有所交通”,而他们两人间很快由“情急意密”转为“情来不自禁”。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游仙窟》大力赞美爱情，作者的真正目的是写一篇关于艳遇的故事并以此来激发读者对性愉悦的想象。因此，《游仙窟》当属性爱小说而不是爱情小说。
与此相同，《大乐赋》赞美婚姻内的性爱，将夫妇的种种云雨之欢推崇为美满婚姻的象征。事实上，《大乐赋》的大部分文字是在关注年轻夫妇的性愉悦以及他们从新婚燕尔到琴瑟和鸣的体验。白行简称道之：“当此时之可戏，实同穴之难忘。”虽然合葬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但至唐朝夫妇合葬比例急剧上升。
此外，与许多追崇年轻和美艳的性文学不同，《大乐赋》还包括了一段对老年夫妇的性生活的描写，赞誉其“尚犹纵快于心”，称道他们对性爱的洞察——“信房中之至精，实人间之好妙”。《大乐赋》对夫妇性爱的描写的字数达1285字，占整篇文献的百分之四十余。此篇共有2972字。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现存文献并不完整，但考虑到与白行简所描写夫妇性爱相比，他已经讨论到的其他种种性关系都非常简略，因此，这个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这篇崇仰婚姻之爱之神圣的作品是与唐代以前的房中术文献是全然不同的——房中术所注重的是性技巧或养生，而夫妇间的性爱谐和则是一个被边缘化的话题。而另一方面，《大乐赋》与唐以后的性文学有很大的差异——唐以后的性文学中往往将性愉悦等同于肉体的满足,在她有关宋代官员与女妓的关系的研究中，柏文莉（Beverly Bossler）也观察到这种对性愉悦的态度的变化。很少强调以《游仙窟》和《大乐赋》为代表的唐代性文学中的“情”。
《游仙窟》和《大乐赋》中所推崇的理想男女性特质虽然源于早期的文学传统，但它们又体现了唐代科举文化的成分——美貌与文学修养的结合。张鷟在《游仙窟》中对十娘和五嫂的美貌的描写以及白行简在《大乐赋》中对新妇的美貌描写使用许多《诗经》和《玉台新咏》的词汇， 如明眸、皓齿、朱唇、玉指、熏衣、纤腰等。这些词汇在《游仙窟》和《大乐赋》中很常见，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崔十娘、五嫂及《大乐赋》中的新妇显然与唐之前文学作品中理想女性不同——她们既博学多才，又有自己是有性之人的感知，而且，聪明才智是她们追求和体会性快乐的关键。
在《游仙窟》中，十娘和五嫂通过诗赋与张郎交流接触，她们的诗文和酒局穿插了许多前人文学中的用语和典故。而《大乐赋》则描写了新婚夫妇同阅《素女经》的情景。这种对女性的文学才能与姣好美貌的并举和推崇也可以在唐代的传奇文学中找到踪迹。比如，在元稹的《莺莺传》中，莺莺不仅美貌出众，而且还“善书文”，“往往沉吟章句”。这种将有书卷气的美女作为理想的女性特质是与科举文人贵族的地位上升相并行的。在这些以诗文博雅为上的男性的想象中，他们的性对象也应当是文采并茂的。
在《游仙窟》和《大乐赋》中，这些才貌双全的女性不仅是男性所追逐的性感对象，而且她们对性爱和性愉悦的追求和感受也与男性同样地执着。在《游仙窟》中，十娘以酒局诗赋来推进前戏，同样地，在《大乐赋》中，新婚夫妇以“读素女之经”辅助他们的雨云之事。在《玉台新咏》等早期中国文学中也有不少描写女性的性爱，但这些描写往往是含蓄的、隐喻性的,这些女性往往被描写为可望不可即的，枚乘 (前?—前149)的“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在《游仙窟》和《大乐赋》中，十娘、五嫂和新娘都是性愉悦的积极主体——五嫂是一个推动者，十娘是一个诱惑者，那位新娘则是一个热衷参与者。
在理想的男性气质的描写方面，虽然《游仙窟》和《大乐赋》都极力渲染男性主角的床上功夫，但一个很显然的主题是，这些男性在床笫间的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文人地位、文学知识、举措修养、高雅品位和他们表达、交流感情和欲望的能力。在《游仙窟》中，十娘最初以为张郎只是一个平平的追求者，对他传递的诗信不屑一顾。张郎遂撰《燃诗》并高声诵吟，这篇机智、精湛的小诗征服了十娘。在《大乐赋》的种种性场景中，读者不难感受到白行简的诙谐嬉笑，如殊乡异客之惊恐（“心忒忒，意惶惶”）、名儒大僧之虚伪（“思心不触于佛法，手持岂忌乎念珠”）、山村之人之丑陋（“男则峻屹凌兢，女则兜□醵削”），而皇帝的寻欢作乐更是造成嫔妃不合的根源。所有这些描写似乎都是用于突出那位新婚文人的高雅品质以及他所感受到的极度快乐。这一新现象反映了科举文人在界定性和社会性别上的尝试和追求。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游仙窟》和《大乐赋》提倡，在床笫之间男女双方是平等的性伙伴。这个主题在《游仙窟》中尤为突出，如十娘对张郎的百般诱惑以及她对性爱过程的预设和要求。《大乐赋》中的新婚夫妇也似乎体现了这种平等性伙伴关系，他们一起阅读性书、共同体验种种性愉悦。此外，虽然《大乐赋》中一些性关系是不平等的 (如丈夫与妾、主人与奴婢、皇帝与嫔妃等),但是，作者对他们的性行为的描写注重于参与者双方对性愉悦的追求，社会地位的低下似乎并没有妨碍当事人对在这种关系中得到性满足的追求。
《游仙窟》和《大乐赋》中的女性并不是被动的、保守的、诡秘的——《游仙窟》中十娘对张郎的勾引可以说是一目了然，《大乐赋》中的新娘也是一个性爱的主动者（“美人乃脱罗裙，解绣袴，颊似花围，腰如束素。情婉转以潜舒，眼低迷而下顾”。）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性吸血鬼主义、性战以及女妖精并没有成为唐代性文学的主题，唐代性文学作者所推崇的是男女双方对性愉悦的追求。
此外，有些学者（如蔡顺昌）强调《游仙窟》以及白行简的《李娃传》反映了唐代文人的社会焦虑和性焦虑——与女妓的邂遘交往和与女神的邂遘交往都一样，令人迷醉而又似陷阱重重。
从本文对《游仙窟》和《大乐赋》的简短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篇作品反映了唐代性文学的一些特点。第一，它们都强调礼节、雅致、博学和修养；第二，它们体现了对感知性愉悦的执着的自信，并主张这种“大乐”可以通过大自然、音乐、香味、色彩、文字和爱慕得以伸张。《大乐赋》更进一步地提出，性爱是在身体、智慧、精神、感情、社会和文化上得到满足的关键之一。 更重要的是，《游仙窟》和《大乐赋》反映了唐代文人对性和性别关系的诠释——理想的男女性气质包括了文学知识、优雅举止、高雅品味和感知灵性；而这些特质又是达到性之大乐所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这两篇作品将男女双方描写为共同追求愉悦的平等的性伙伴，并强调男女间的情感在性愉悦中的重要性。虽然《游仙窟》和《大乐赋》并不足以代表科举新贵的性别观或他们所认同的行为准则，但至少它们凸现了唐代性别关系和性行为观念中的新层面。这些新层面显然是与科举文化相关联的——它们反映了科举文人在政治体制和话语权上的优势，也反映了他们与道教和佛教的互动。在此前提下，加之以空前的经济繁荣和都市文化，唐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性文学兴盛时期也就不足为奇了。
《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
作 者：姚平 著
从性别、社会的角度，
回望那个盛世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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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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