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宦官乱政最严重的朝代有三个，即汉朝、唐朝和明朝。
但并不是说其他朝代就没有宦官乱政现象，实际上这几乎是每一个朝代都有的情况，而宦官这一群体之所以能乱政，主要还是为了平衡“君权”与其他权力。
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宦官所扮演的角色也不相同。
科举之前，平衡君权与世家大族之争在科举制度形成之前，职官的任免等权力虽然在名义上是属于皇帝的，但实际上是被世家大族所掌控。
在先秦时期，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地位非常鲜明，所有官职基本上都被贵族阶层垄断。当然，平民也可以担任一些像“帝师”一类的角色，但也得是“士”阶层中比较优秀的人，数量极少。
因为即使在“士”阶层里，真正优秀的人也是贵族居多。
而当秦代设置了“博士”这一官职之后，“帝师”一类的角色彻底消失了，所以这一阶段开始，官职开始完全由贵族垄断。
即使是在平民当了皇帝的汉朝，察举制、征辟制以及后来出现的“九品中正制”等形式下，世家大族真正掌控着职官的任免。
虽然这些势力没有直接任免职官的权力，但他们有举荐人才的权力，而朝廷任用官职的人选就是从这些举荐人才中选用的。
所以，很多职官在最开始就带有着立场，他们背后代表着不同的世家大族。
那么，久而久之，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大小官吏都有着世家大族的背景，那么他们在朝堂上的底气就很足了。
比如三国时期的袁绍一家，汝南袁氏为什么那么出名？就是因为“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他们登高一呼，全国各地都有人响应。
这对君权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威胁。
从这个过程就能看到，朝代初建到王朝末期，双方博弈下君权其实是不占优势的，君权的地位会被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世家大族所冲击。
所以，宦官乱政现象都是出现在王朝中后期，初期一般是不会出现的。
君权必须找一个盟友，一同来对抗世家大族，这个盟友就是“宦官”。
在这一点上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那就是“宦官”往往和外戚联合在一起，共同对抗世族。
这两方势力都有共同的特点，即对于皇帝有极高的忠诚度，“外戚”只有支持现有君主，才能保持自己“外戚”的身份；宦官只有和皇权联合，才能保证自己的地位。
这两方势力因此也被皇权极度信任，甚至不断放权，用它们来夺取世族手中的权力。
科举之后，平衡君权与朝堂上的朋党之争世族的没落是从科举开始的，职官选用的方式出现了根本性变革，世家大族不再掌控人才选拔的权力，自然就会被其他势力所取代。
之前说过，世族之所以能有那么大势力，就是因为手握着很多官职的人才选用，如果这个权力被收回，那么“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现象就不会再出现了。
科举就是完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自唐代科举完善之后，世族衰落，寒族兴起，朝堂上几乎见不到世族与君权的斗争了。
而这时候的斗争就变成了君权与党争。
“党争”虽然在朝堂内部分为几派，但实际上是不考虑君权的情况的。它们的数目一定要大于一，否则就会被君权所瓦解。
所以，各方“朋党”之间争归争，但面对君权的时候也是一致对外。
这些结党的理由五花八门，有“同科”，也有共同理念，还有同一地域，总之结党肯定是有共同的利益，标准根据利益变化。
如果对这些人不加以分化和节制，那么显然“朋党”将成为又一个世族，最终会架空皇权。
所以，君权用寒族对于职官的渴望，瓦解了世族的统治；又为他们树立起另一个敌人，也就是宦官。
值得注意的是，之前的君权和宦官的联合，是一起合作，共同面对世族；而这次君权与宦官的联合，是一个隐于幕后，另一个成为标靶。
如果没有宦官来作为朋党与君权之间的缓冲，二者势必会出现直接冲突；但是有了宦官的加入，朋党有了攻击的对象，皇权有了表态的对象。
二者的博弈就显得大有余地了。
所以，宦官的地位在每一朝每一代都非常重要，越是到王朝中后期，宦官的权力也就越大。
从实际情况来说，与其说宦官是从君权手中获得权力，不如说是随着与君权对抗的世族、朋党等势力的增长而增长的。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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