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国军上校团长张钟麟枪杀了结婚三载的妻子吴海兰，此事一时之间轰动全国。
——各路女权组织开始使用舆论抨击其罪行，其后更有宋美龄等人介入其中，在重重压力之下，张钟麟被蒋介石亲自督办，判处10年监禁。
然而，比较离谱的是，如此轰动的杀妻案，居然在此人服刑一年多后就被蒋介石特别赦免，并且还恢复了军衔。
这个人后来还有一个更加著名的名字，叫做张灵甫。他在抗日中成为名将，在与粟裕的博弈中成为国民党的著名人物，甚至一度成为现在台湾方面宣传的传奇将军。
对于这一幕，很多人都嗤之以鼻，但也有人对此表示支持。嗤之以鼻，是因为蒋某人把法律当成了玩物；而表示支持，则是认可了张灵甫此人后来的表现，若是直接枪毙了，的确有些可惜。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我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毛主席面对人才难得的现象，又会如何处理呢？还别说，在历史上还真有过这样的案例，此事就是黄寿发杀妻案。
黄寿发，出生于1911年的福建省连城县。
从资料文献上的记载来看，他的家庭非常贫寒，从小跟着家人到地主家做工，在还没有牛高的时候，就被迫给地主家放牛。
之后，家人为了让孩子有出息，求爷爷告奶奶，把他安排到一个泥瓦匠手下当学徒。
要知道这可是一个不错的活计，因为泥瓦匠虽然不一定能发财，但至少一天能吃三顿，这对于天天挨饿的老百姓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生活了。
不过，每行、每业也都有自己的难处，泥瓦匠的学徒也同样如此。
在那个年代里，师傅就是天，他们经常动不动就发火，有时候把徒弟当成自己发泄怒气的工具。因此，黄寿发不仅天天挨骂，而且经常挨被打的鼻青脸肿。
但黄寿发却不敢有丝毫怨言，只能笑脸相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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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长此以往，黄寿发也渐渐产生了抵触心理，他厌恶这个到处是饥饿的黑暗社会，同样也反感那个一直打他骂他的师傅。
但是，在旧时代谁都有出头的机会，唯独穷人没有，他只能在忍耐中等待着爆发的机会。
很快历史也给了他机会，1929年红军来到了福建，黄寿发听说了红军的事迹，果断投入了革命队伍，要去扫平世间的不平等。
因为早些年受过欺负，所以黄寿发在队伍里也颇有一股狠劲，在刚参加部队没多久，他就遭遇了国民党的围剿。
别的新兵刚上战场还有些害怕，但他却敢端着枪就直接往前冲，几轮冲杀下来，负伤了。不过，他却因为“勇猛”得到了同志们的一致赞许。
我们都知道那个年代的历史，只要经历几次反围剿，并且在几轮惨烈的战斗中活下来，那么一定会成为名将或者精兵。
显然，黄寿发就是这样的人，他凭借着一丝幸运和一股血气，很快从中脱颖而出，从原先的一个小小的排长一路被提拔为团长。
当然他的优异表现引起了另一个大人物的关注，这个人就是后来十大元帅之一的聂荣臻。聂荣臻往往能够慧眼识英才，很多开国将校都从他的手下走出来的。而黄寿发当时也被他相中，很快得到提拔。
到1946年7月，黄寿发被聂荣臻提拔为晋中军区参谋长，成为了司令员孙毅的助手。要知道，黄寿发当时才不过36岁，其提拔速度简直可以用坐火箭来形容，由此也可以看出，聂荣臻对他的欣赏。
当然，黄寿发自己也是比较争气的，在早期的抗战过程中，他不仅表现十分出色，而且还参与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
1939年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当时素有名将之花的日军高级指挥官阿部规秀中将，带着精锐部队深入我根据地深处。
得知这一消息，聂荣臻当即命令杨成武率部出战，杨成武采取诱敌深入伏击歼灭的办法，成功将敌人引入包围圈，当场消灭600多名敌人。
此事大大刺激了阿部规秀，之后他又带着1500余人再次来到黄土岭进行复仇。但他没有想到的是，黄土岭又是我军设下的包围圈，一进入其中就遭到了我军的疯狂进攻。
不得不说，阿部规秀还是厉害，陷入包围依旧井然有序，还多次试图冲出包围圈。
但他怎么都没有想到，我军调动一个炮兵班参与此战，非常巧合的对东院的敌人连续试射了好几炮，很快敌人阵脚大乱，然后对面敌人就崩溃，继而被消灭了。
根据后来的统计发现，阿部规秀被大炮击毙，日军这才走向崩溃。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俊对此感慨：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十分精彩的战斗，所有参战士兵都立下了战功。而当时黄寿发担任独立团第三营营长，刚好就参与了此战，他的勇猛表现也使得他在这场精彩战役中大大加分，也获得了抗日名将之称号。
也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聂荣臻的重点提拔，而且还曾经担任过晋察冀军区第二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员。
按道理来说，他18岁就参加红军，又历经反围剿和长征的洗礼，再加上黄土岭的战绩，还有聂荣臻的提拔，顺带具备军参谋长和纵队司令的身份，他在1955年绝对会获得开国将军的荣誉。
但是，就是这么一位老资格的红军战士，却偏偏走上了张灵甫的道路。
其实，根据孙毅司令员的回忆，黄寿发此人早早就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例如，他不识字，根本不了解共产主义，也没兴趣了解，他的心思都用在了打仗上。
当年他被授予军区参谋长职位时，上班的第1天他就撂挑子不干了，他说：“司令员，我不想当这个参谋长。”
很明显，他只想上前线打仗。这让孙毅非常头疼，不得已只能好好的劝告他。但黄寿发很不高兴，轻轻哼了一声就走出了办公室。
之后，黄寿发的老领导找到了孙毅，向他请求安排黄寿发去打仗。此事让孙毅十分失望，但他还是同意了此事，让黄寿发回到了战场。
虽然黄寿发在几次大战中再一次表现出彩，而且获得了大胜，就连孙毅后来都称赞：“你很会打仗，打仗上有什么事情，可以不必向我请示，直接向聂司令汇报。”
但是，这些细节都表明了黄寿发根本不懂得培养共产党人的品性。而且他这种直来直往的性格，很容易犯大错。果不其然，黄寿发性格弱点集中爆发于他的妻子何茵身上......
何茵，是一位商人的千金，但却心向革命。
在亲眼目睹日寇的暴行后，她离开了富庶的原生家庭，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当时其凭借着无线电发报技术，被安排到冀中军区担任电台报务员。
由于能力出众，而且性格落落大方，很多贴心大姐姐给他介绍对象，于是就把她推荐给了黄寿发。由于两人一个洒脱，另一个勇猛，所以很快看对了眼，走到了一起。
刚开始的时候，夫妻两人还是挺恩爱，但逐渐便有了摩擦。
这一点其实很好理解，何茵虽然出生商人家庭，但她却非常有理想抱负，再加上她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在读书方面自然要有优势一些。
而反观其丈夫，黄寿发不仅不识字，而且还特别讨厌这些书本上的知识，他的脑子里面只有打仗，毕竟他连军参谋的职务都看不上。
如此一来，夫妻两人在理想和认知上就有差距，而且黄寿发并没有真正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所以他还有半只脚踩在封建社会的认知上。
因此即使身为共产党人，他依旧抗拒妻子抛头露面，认为她应该待在家里面，相夫教子。
对于这种封建认知，何茵自然很难接受，而且自己来到延安就是为了干革命，要是天天相夫教子，那何不在富裕的家里面不出门，跑到这里来受苦？
就这样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黄寿发在战场上养成的大男子主义和军阀气息也越来越明显，开始强迫自己的妻子服从自己的命令。
但何茵是什么人？你越压迫她，反弹越猛，就越是和黄寿发反着来......
于是，两人的婚姻逐渐破裂，而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个人加了进来，这个人就是黄寿发家的保姆单洁英。
由于何茵经常不在家，黄寿发与保姆长久相处，就发生了不正当关系。最开始，黄寿发是想和妻子离婚的，但当时何茵已怀有身孕，而且他担心离婚会对自己声誉有影响，于是只能与单洁英玩“地下情”。
而当他这边“不亦乐乎”的时候，何茵为了即将要出生的孩子，最终还是选择与丈夫妥协，她本是悄悄回家，给丈夫一个惊喜，却刚好撞破了丈夫和保姆的偷情。
此事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两人的矛盾上升到不可缓和的地步，何茵也是愤怒的说道：“我要去军区，向你们上级告发你。”
黄寿发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刺激，刚想要发火，但单洁英却提前抱住何茵，大声哀求，黄寿发也被这场面给弄懵了，一时间场面很尴尬......
最终何茵没有告发黄寿发，但事情却并没有就此结束，后来黄寿发越想越担心，认为妻子是个威胁，于是他决心杀死自己的妻子。
刚开始的时候，他威胁自己的警卫员边振海充当凶手，但此人良心过不去，拒绝了上级的请求。眼看着手下人不听安排，于是他就自己出手。
一天，他假装和自己的妻子吵架，然后弄得人尽皆知。紧接着他趁着妻子不注意，掏枪在他身上打了两枪，何茵睁着眼睛，摸着鼓起的肚子，不敢置信的倒在血泊中......
很快周围的战友们赶了过来，黄寿发从其他的方向缓缓的走了出来，然后嚎啕大哭，向众人诉说他和妻子吵架，然后妻子要自杀的过程。
刚开始大家并没有觉得有问题，只是觉得黄寿发挺惨的，何茵同志也太刚强了。
但是，聂荣臻是何许人也？一方面，他对自己的手下有一定的了解；另一方面，他对整个案情有疑问，所以当即就要求保卫科的人介入调查。
经过整整一年多的调查，收集到了足够多的证据后，聂荣臻最终确定，黄寿发杀了自己的妻子。此事一时间轰动整个根据地，而且还传到了毛主席的耳中......
面对法律的制裁，黄寿发和周围的人都纷纷表示：我是参军20多年的老红军战士，你们不能够随意杀了我，要死也要让我死在战场上。
而聂荣臻也是痛心不已，惋惜道：“多好个人才啊，可惜毁在了自己的手里。”
这一幕仿佛和当年的张灵甫杀妻案一样，而且当时的解放战争正处于关键时刻，任何一个攻坚型人才都是十分宝贵的，我党完全可以效仿蒋介石，以特赦的方式让他继续参战。
但是，毛主席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决策，他愤怒的拍桌子说道：“有功就可以居功自傲吗？对这样的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黄寿发问题不能原谅，要处决！”
就这样，在1948年6月4日，37岁的黄寿发被押到了刑场，当场枪决。
对于这一决策，不少人还是表示惋惜的，因为古往今来有很多的人犯过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信差点被斩首。但是夏侯婴和萧何等人给了他机会，这才让他成为一代兵仙。
所以，也有人提出，毛主席其实可以大事化小，让黄寿发像张灵甫一样立功。那么为何毛主席不允许这么干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两个案子的背后揭露了国共不同命运的走向。
根据资料记载，在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有165万党员，但其党员素质普遍低下。
为了改变党员的素质，蒋介石于1936年提出了《今后改进政治之途径》。而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杨公达，也发表文章痛骂国民党的四化现象。
而我党则早在1931年就通过了《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还有1937年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都明确地提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严惩贪官污吏和官僚作风。
从这可以看出，国共两党都曾经十分注意党性，而且两党都采取了具体的措施。
以蒋介石为例，他从1934年起就提出了新生活运动，强调礼义廉耻。而且为了管束国民党军政官员，他还提出了《公务员惩戒法》《惩治贪官污吏办法纲要》，。
935年更是郑重其事的修订了《中华民国刑法》，其中就明确的规定了：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但是，张灵甫案爆发后，所有的法院、检察院以及军法执行总监部都没有参与其中，反倒是由宋美龄等女权组织介入，蒋介石亲自出手督办，这无疑是对法律的践踏。
而且更离谱的是，在王耀武和胡宗南等人的说情下，蒋介石再次绕开法律直接特赦了张灵甫，只是让他改了个名字重获新生。
如此一来，国民党高官再不惧怕法律，而中下阶层的干部也对政府的威信失望到极致。于是后来著名的五子登科出现了，国民党的腐败也达到了历史的极致。
反观我党，在1937年成立了最高司法机关——高等法院，而且还颁发了反腐倡廉建设历史上的第1个制度《中共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
早在黄寿发案之前，中央就义无反顾地惩治了黄克功案，直接震撼了那些鞠躬自傲的共产党人，而且随后又大搞整风运动，强调民众监督。
因为党中央的刚正不阿，在黄克功案后，大批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涌入陕甘宁边区，仅1938年5月至8月，涌入延安的知识青年就高达2288人。
而这些涌入其中，并且被培养成才的干部后来被称为38式干部。根据后来的文献记载，因为对张灵甫案和黄克功案不同的判决，直接导致了国共两党公信力的差异。
全国人民心向共产党，无党派人士敬佩共产党，人心已经牢不可破的走向了共产党这一边。
除此以外，当我们将黄寿发的案子再代入其中，我们又会看到更多的内容。当年有学者提出，国共两党在抓关键少数的问题上，决定了未来谁主沉浮。
什么是关键少数？国民党内部虽然有冯玉祥和张自忠等一些忠诚和廉洁之士，但他们却只能是少数，而且在一片污秽的环境中很难独善其身。
偏偏蒋介石还在那说着，国民党内部的确有贪污，但也有很多不贪污的人。蒋介石的脑子里面只有少数人，却忽略了孕育大环境的政治土壤分为。
而共产党这边，永远抓的都是典型，永远都是不放过任何一个错误。所以无论是党外人士还是党内人士，看到的都是少数的犯罪，绝大多数的纯洁。在大氛围上，我党品德达到了那个年代的极致，实现了军民鱼水情，多党派相互团结协作。
因此，黄寿发必须要被处决，而张灵甫却得到释放，这是两党的区别，也是我党成为胜利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