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时间，古今中外很多学者参加了讨论，提出了种种说法，但迄今尚无令人绝对信服的确切时间点结论。本文仍以探讨的态度提出一些论据，力图从中得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结论，给人一个较为清晰的概念，确定一个发明的历史时段。
几条值得注意的论据
1. 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写过《有关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文，分上下两期发表在台湾《故宫文物》月刊1988年6、7两期上。其文引据唐代高僧法藏在《华严五教章》和《华严经探玄记》中解经借喻的记载，提出了印刷术中国初唐发明说。
法藏所著之《华严五教章》（《大正大藏经》第四十五卷所收）曰：“教起前后，是故依此普法。一切佛法并于第二七日。一时前后说，前后一时说，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同时前后，理不相违，当知此中道理亦尔，准以思之。”
法藏所著之《华严经探玄记》（《大正大藏经》第三十五卷所收）卷二曰：“二摄前后者有三重，一于此二七时。一于此二七时，即摄八会。同时而说，若尔何故会有前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
这里出现了“印之”和“印纸”的提法。法藏是《华严经》的传人，他以华严宗独特的教理普法。为了阐明该经玄深的经义，他常常深入浅出，借助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事物来比喻，从而达到让听者理解的目的。神田喜一郎引证这两段话，就是法藏讲经时的借喻。“如世间印法，读文则句义前后，印之则同时显现。”“同时而说，若尔何故会有前后？答如印文，读时前后，印纸同时。”其意是说讲解佛法经义时其讲话总有前有后，如同世间印刷文稿一样，读文稿的时候句义上总有前后之分，可是印制它的时候，印文印纸却是同时刷印出来的。让人听来一下就能明白，所以恰如其分的比喻，确能解释深奥的玄理。而这两部书的成书，据日人松原恭让所撰写的《佛书解说大辞典》，说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撰写在他四十五至五十岁之间，如此则被神田喜一郎推定在唐中宗嗣圣四年，其实已是武则天垂拱三年（687）到天授三年（692）。但据华严宗的专门家日人汤次了荣所撰《华严五教章讲义》所说，法藏撰写《华严五教章》是在写《华严经探玄记》之前。据此神田喜一郎则推断《华严五教章》当完成在唐高宗仪凤二年（677）前后，那时法藏不过三十来岁。在唐高宗时代的世间印刷之法就能被法藏引来作为解经的比喻，让佛弟子们能听懂，显然在此之前和在此之际，这种雕版印书活动一定已是不稀见的现象。稀见了，就无资格被借喻来为人释惑解疑。果如是义，则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初唐，即七世纪的中下半叶之前当是可信的。
2.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四《唐纪》二十，记载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十月以印纸遣王庆之：
天授二年“冬十月己酉，长倩、辅元、通等皆坐诛。王庆之见太后，太后曰：‘皇嗣我子，奈何废之？’庆之对曰：‘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今谁有天下，而以李氏为嗣乎？’太后諭遣之。庆之伏地，以死泣请，不去。太后乃以印纸遗之，曰：‘欲见我，以此示门者。’自是庆之屡求见，太后怒之，命凤阁侍郎李昭德赐庆之杖。”此处又出现了“印纸”一词，这种“印纸”似乎是进出宫禁的凭证。出进宫禁，十分不易，没有凭证，难得进出。而这种凭证一定得格式统一，不易仿造，所以需要印制。
3. 《唐六典》卷二十《太府寺》条记载太府寺“丞，掌判寺事，凡左右藏库帐禁人之有见者，若请受输纳人名物数，皆著于簿书，每月以大摹印纸四张为之簿，而丞、众官同署，月终留一本于署。每季录奏兼申所司。”其中“大摹印纸”，当是大张的摹刻的印纸之义。又出现了“印纸”一词，而且是大张的摹刻而成的“印纸”。
4. 《旧唐书》卷五十《食货志下》记载：“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自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私簿者，投状自集。”其意是说，市场贸易，有牙行作为中介。对这些中介人要各发给其“印纸”，以便随时登记贸易情况，第二天进行合算。这种“印纸”似乎是交易纳税的凭证。这种凭证大概也是需要量大，格式要求统一，不易伪造，所以也需要印制。
5. 《唐会要》卷八十四《杂税》载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天下公私给与贸易率一贯，旧算二十益，加算为五十，给与他物，或两换者，约钱为算率之。市牙各给印纸，人有买卖，随日署记，翌日合算之。有自贸易，不用市牙者，给其私簿，无簿者，投状自集。”这段记载与《旧唐书·食货志》相同，只是明确了年份。
6. 宋叶氏《爱日斋丛抄》卷一引唐柳玭《柳氏家训序》记载唐僖宗中和三年（883）以前成都雕印各类杂书：
“中和三年（883）癸卯夏，鸾舆（指僖宗）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占卜、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见《四库全书》子部《爱日斋丛抄》卷一）“鸾舆在蜀”，指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先后攻陷东、西两京，僖宗避难，逃往成都。中和三年，已是僖宗驻跸成都第三年，故有“鸾舆在蜀三年”之说。柳玭在这一年的夏天，利用旬休，于成都东南市肆所见之书虽不是什么高文典册，但“率雕板印纸”，只是印纸浸染，质量不高。表明公元883年以前，成都雕版印制的书籍已充斥市场，而且被称为“雕版印纸”。
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 法藏（643—712）字贤首，号国一法师，又称香象大师、康藏国师。俗姓康。其先康居人，至其祖父，举族迁至中土，居于长安。藏早年师事智俨，听讲华严，深得玄旨。智俨示寂后，依薄尘剃度，时年二十有八。初，以其通西域诸国语及梵文经书，遂命其参与高僧义净译场，先后译出《新华严经》及《大乘入楞伽经》等十馀部。又尝为武则天讲解《华严十玄缘起》之深义，并借殿隅金狮子为喻，使武则天豁然领悟，后乃因之撰成《金狮子章》。法藏一生宣讲《华严》，并著有《华严五教章》《华严经探玄记》《华严料简》《华严纲目》《华严玄义章》等跟《华严经》有关的著作。唐玄宗先天元年（712）示寂，年七十。可知他示寂的那一年尚在初唐，因而其作《华严五教章》和《华严经探玄记》，则当更在初唐。初唐成书的著作，所言之事固在初唐时段（618—713）。且从他为武则天讲解《华严十玄缘起》借喻金狮子为比令武则天深深领悟看，他大概惯于利用比喻为玄深的义理解惑，故其在《华严五教章》与《华严经探玄记》中借用世间“印纸”，来解释讲解经义时虽然会出现前后一时说或一时前后说，但完整的经义最后终究会合盘托出，它就像读文章，读时虽有前后，可是印制它的时候则是同时显现，一下完成。众所周知，世界上凡是借喻，其借喻的对象必是世人司空见惯谁都懂的事物，并且又必是普遍存在频繁出现的事物。否则，借喻生僻，很少人知，便达不到解惑的效果。此种分析果合乎常理，则公元677年成书之《华严五教章》借喻的“印纸”，当是在其成书前的社会生活中已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且须是频繁出现为世人所熟知现象。公元677年之前就普遍存在的“印纸”现象，当是雕版印刷术发明或说是出现在7世纪中叶或稍前的明证。
2. 自前所引《华严五教章》出现“印纸同时”字样后，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又出现“太后乃以印纸遗之”之事。先是，洛阳人王庆之受凤阁舍人修武张嘉福唆使，纠集恶少数百人诣阙上表，请求废掉已立太子，而重立武则天之侄武承嗣为太子。武则天先是询问文昌右相、同鸾台凤阁三品岑长倩，长倩以为已有太子在东宫，不宜再有此议，并奏请切责上书之人。武则天再问地官尚书、同平章事格辅元，辅元亦固称不可。由是大忤诸武意。加之另有别罪，故岑长倩、格辅元、王通等相继被诛，于是王庆之便求见武后，并以死泣请不去，因而发生了太后“以印纸遗之”之事，并告诉他“欲见我，以此示门者。”显然，太后所遗之“印纸”，乃是进出宫禁的凭证。这种印制的凭证，唐朝人称为“印纸”。这“印纸”显然是印有字痕格式的“印纸”，门卫一看便知是出入宫禁的凭证。这种凭证若非印制，格式统一，则极易伪造，故宫里专门印之。
3. 前引《唐六典·太府寺》谓太府寺丞填写的帐簿，“每月以大摹印纸四张为簿”。这种“大摹印纸”，当是摹刻印制的表格式的帐册“印纸”。按《唐六典》三十卷，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始命陆坚修是书。时帝以白麻纸写理、教、礼、政、刑、事六条，令照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后张说又以此事委徐坚，思之经岁莫能定。又委毋焸、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而沿革并入注中。后又有张九龄介入其事，于开元二十三年（735）撰成。其后李林甫奉命作注，至开元二十七年（（739）蒇事，独以自己的名义奏上之。可知《唐六典》的最后完成，再晚也不会晚过开元二十七年。而开元二十七年既已成书的《唐六典》，居然有了太府寺丞“每月以大摹印纸四张为簿”，来登录左右库藏输纳人名物数，可见在此书成书以前政府的职能部门曾用印制的表格记帐。而这种印制的表格帐簿，时人也称为“印纸”。
4. 前引《旧唐书·食货志》及《唐会要》所记“市牙各给印纸”之事，发生在唐德宗建中四年（783）。这种印纸显是贸易市场中介人使用的买卖登记单，这种单据要随日署记，所记项目要统一，故大概也是表格式，需要印制。这种印制的记录单，唐朝人也称为“印纸”。这样，我们似乎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印有表格或文字的纸，唐朝人统称为“印纸”。讨论至此，要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推定一个时限，好象不必有什么顾虑了。但不然，也许还会有人提出，前边引述的“印纸”，是印制的，可以不用质疑，可怎么就敢断定它们就一定是雕版印刷，而不是雕版捺印的呢？且看前引唐柳玭的《柳氏家训序》。
5. 柳玭（？—894），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柳仲郢子。明经及第，补秘书正字。中和初，至成都行在，历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他在中和三年夏，利用旬休，在成都东南所见之书“率雕板印纸”，只印纸浸染，质量不高。这里出现之“印纸”的概念，既不是什么出入宫禁的凭证，也不是市场交易的记录单，更不是登帐用的帐簿单，而全部是雕版印制的书籍。这是唐朝人为唐时所称呼之“印纸”作出的诠释。原来雕版印制的单叶印刷品可称为“印纸”，雕版印制的书籍也可以称为“印纸”。因知这“印纸”一词，确可拿来作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证据，以讨论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历史时段了。总此，我们将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定在7 世纪的中叶或稍早一点，或者论为初唐发明说，当不会被指斥为牵强附会吧。
6. 以前谈雕版印刷技术被政府，特别是被中央政府所采纳，始于五代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国子监始刻《九经》。其实五代国子监采纳雕版印刷技术刻书，始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四库全书》本宋汪应辰《文定集》卷十，有一篇《跋贞观政要》的文章，称：“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予顷守婺，患此书脱误颇多，而无他本可以参板（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互有得失，然所是正亦不少。疑则阙之，以俟他日闲暇寻访善本，且参以实录、史书，庶几可读也。时蒙恩除知福唐，且有旨促行，冗迫殊甚。二十有一日灯下书。”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上饶）人。初名洋，南宋绍兴五年（1135）进士第一，高宗特为改今名。初授镇东军签判，召为秘书省正字。绍兴三十二年（1162）出知福州。累官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并侍读。淳熙三年（1176）卒，年五十九。跋中所谓“此书婺州公库所刻板也”，乃指《贞观政要》有婺州公使库刻本。然此本脱误颇多，无他本可以参校。“绍兴三十二年八月，偶访刘子驹于西湖僧舍，出其五世所藏之本，乃后唐天成二年国子监板本也。”可知刘子驹出示其家五世珍藏的《贞观政要》，乃是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国子监所刻。此为通常所知中央官署中国子监采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四部书籍的最早记载。然因有了上述关于“印纸”的记载，无论是武则天发给王庆之出入宫禁凭证的“印纸”，还是太府寺丞所用的“大摹印纸”，还是发给市牙作为交易记录的“印纸”，都是唐代中央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技术的实证，只是还没有成规模地印制书籍。待政府采用雕版印刷技术成规模地印制书籍，人类文明已跨进了新的历史阶段。
原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2018年9月28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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