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发生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当时的蒙古部实际领导者是瓦剌国师也先；而俺答汗是鞑靼部的首领，他兵临大明京师城下，发生在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史称“庚戌之变”。
两场虽然都是由蒙古部落主导的，但前后相隔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
对于“庚戌之变”，很多人都对俺答汗没有攻入北京城恢复元朝感到奇怪，因为有一种主流的声音，即：土木堡之变后，大明伤筋动骨，对于草原部落开始处于守势，根本无力抵御北方游牧部落的兵力入侵，尤其是经过百年发展后，大明已经有了衰败的气息，而鞑靼部取代瓦剌，正处于上升期。
何况，此时的大明最高统治者是道君皇帝嘉靖，首辅又是大奸臣严嵩，二人合作之下，朝堂乌烟瘴气比较严重，而这一次，大明没有再出一位类似于谦于忠肃公这样的擎天之臣了。
按理说，既然俺答汗可以从草原长驱直入，兵临京师，那么想要打下北京城也是很容易的，但为什么就是没有成功呢？
汪郎以为，具体原因有三。
1、俺答汗攻打北京城的真实目的不是为了恢复元朝，而是逼迫明朝同意互市，故此，攻打北京城就不会尽全力一击。
蒙古贵族虽然从中原退回了草原之上，但在汉地所经历的一切，让他们对中原物资产生了强烈的依赖。
那么，蒙古贵族所求何物？无非是煮牛羊肉用的铁锅，解油腻喝的茶叶，做衣服所用的布料等生活物资，以及明朝皇帝册封的爵位。
是的，汪郎没有乱说，你们也没有看错，俺答汗的所求就是这些，希望大明能够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希望自己可以获取明廷册封，允许自己向大明进贡（为什么会如此？实际上这是中原汉族王朝的特性，只要藩国进贡，都会得到一笔比贡品还要丰厚的赏赐，俺答汗又不是傻子，这样的便宜当然要占。）
然而，大明不这么看，明廷君臣对俺答汗称臣纳贡的要求始终保持警惕，他们害怕土木堡之变重演。
故此，明廷发起了贸易之战，和俺答汗之间的互市通商时断时续，当然，关闭互市的时间远高于开放互市，期间还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杀了俺答汗的外交使臣石天爵和肯切。
这样的做法，自然也就激怒了俺答汗，以致其多次在宣府、大同等边境侵扰明朝，最后酿成了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俺答汗长驱直入，在毁了北京德胜门、安定门的民居后，将在通州俘获的宦官杨增放了回去，让其给嘉靖帝带了封信，指明了他这次兵犯大明，目的就是互市。
“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四夷考.卷5》所以在这样的心态下，俺答汗即使有实力攻破北京城，也不会去强行攻打的，因为这不符合他出兵的目的。
而这一点，嘉靖君臣也是很清楚的。
因为俺答汗写给嘉靖帝的信，用的都是汉字，目的就是想让明朝政府相信，自己对通商互市的需求，只是因为明朝不允许，无奈之下才发兵入关。
故而，明朝一面加强京师的防守，一面和俺答汗进行谈判，而谈判的底线就是俺答汗先退兵，大明才会考虑互市（大明不受威胁）。
“其书皆汉文，朝廷疑而不信，且无临城胁贡之理，可退出大边外，另遣使赍番文，因大同守臣为奏事，乃可从。”---《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四》这条件一出，俺答汗真的撤兵，庚戌之变的京师之围就这样解了。
2、俺答汗后方不稳，此时的他并不是草原上唯一的汗王，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和明朝死磕。何况，毕竟此时蒙古贵族的政治重心已经回归到了草原之上，称雄草原才是他们的政治、军事的侧重点。
俺答汗是十六世纪中叶，明朝最强大的对手。
此时的俺答汗控制的区域，东抵辽蓟，西迄甘肃、青海一带，不仅如此，他还不断深入明朝宣府、大同等地，又进一步出兵征服瓦剌，事实上，他近乎已经统一了蒙古各部。
问题就在于，俺答汗虽然称雄于草原，也姓孛儿只斤（蒙古黄金家族姓氏，成吉思汗之后），但他却不是蒙古正统的大汗。
按照汉族传统的说法，他只是庶出，虽然有能力，但并不代表可以继承家产，此时的蒙古正统大汗是他的侄儿库登汗，叫孛儿只斤.达赉逊。
在俺答汗的强势下，库登汗被迫迁至兴安岭以东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但身为黄金家族的荣耀，岂肯就此罢休，他一面和明朝在辽东进行争夺，一面不断挑衅俺答汗的霸权，也使得俺答汗不敢过分对明朝进行攻击。
除此外，没有被俺答汗征服的瓦剌余部，如和硕特部（其实也是黄金家族，只不过不属于成吉思汗后裔），虽然地处鞑靼西边（在今天的新疆、中亚一代），但依旧对自己民族的母亲河斡难河，以及蒙古帝国的都城哈拉和林念念不忘，和明朝保持着一定的外交关系，这也足以让俺答汗有所顾忌。
3、明朝并没有因为土木堡之变而衰，事实上，此时的大明国力依旧强盛，而火器（仿制的佛朗机炮）已经是明军的主要装备之一。
很多人以为，土木堡之变后，明朝国力大幅度下降，北疆空虚，才会让俺答汗可以长驱直入，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俺答汗之所以可以一路打到北京城下，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有熟悉明朝北境防线，而且对用兵布阵也很有研究的部分白莲教徒充为向导，还帮俺答汗打造攻城器械，这样可以使得俺答汗从明朝防守最为薄弱之处入关。
但是，这不能就说明明朝军事力量已经下降，因为此时的明朝边境和京师防御已经装备了自己仿造的佛朗机炮，这是正德十六年屯门海战后，明朝抗击西方侵略取得胜利后的最大收获。
“至嘉靖八年，始从右都御史汪鋐言，造佛郎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二十五年，总督军务翁万达奏所造火器，兵部试之，言：[ 三出连珠、百出先锋、铁捧雷飞，俱便用。母子火兽、布地雷炮，止可夜劫营。] 御史张铎亦进十眼铜炮，大弹发及七百步，小弹百步；四眼铁枪，弹四百步，诏工部造。”---《明史.卷九十二 》
正因为汪鋐建议大规模仿制佛郎机炮用于军事防御后，明朝加大了火器的研发和制造，进一步加强了明军的防御和进攻能力，这对于俺答汗来说，面对北京城的火器防御，让其也无心强硬攻打京城。
汪郎说：
嘉靖二十九年的大明朝，即使因为皇帝朱厚熜酷爱修道，将朝政放手给首辅严嵩管理，但国力尚在，并没有因为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就一蹶不振了。
何况，土木堡之变后的百年间，明朝在景泰帝朱祁钰、天顺朱祁镇自己、成化帝朱见深、弘治帝朱佑樘、正德帝朱厚照的相继统治下，国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恢复的，不然也不会有“成化新风”、“弘治中兴”之说。
当然，此时的大明要想和洪武、永乐年间相比还是差得很远，但还不至于被蒙古贵族打到家门口后而无还手之力。
俺答汗兵临京师城下，对于大明君臣来说是一剂猛药，让嘉靖帝朱厚熜产生了严重的耻辱感，并要求兵部、户部准备兵马粮草，对俺答汗进行战略报复。
“外域之臣，敢于我前带信坐观城池，可欤？不一征诛，何以示惩！杀人盈万，天岂不怒焉？闻其归亦多毒疮死者，此时以承平日久，不可更以好武为阻。惟财用乏，固非君理之事，然所司不奉旨，曰：不敢便行，今先集兵聚粮为要，卿等视兵户二部臣知。上复谕仇鸾，曰：卿勿怠此戎务，必如皇祖时长驱胡虏三千里乃可！ ”---《明世宗实录.卷三百六十六》正是有了这份羞耻心，嘉靖帝难得从修道之中清醒过来。
故而，他设置了蓟辽总督，加强了北疆边防，也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在大同开了马市，但他直到驾崩，也没有改变对俺答汗厌恶的态度！
不过，开放马市，打破了明朝和蒙古贵族之间的坚冰，为隆庆年间明朝册封俺答汗，扩大互市，维护边疆稳定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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