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八道湾之梦的破灭,躺在病榻上的鲁迅有时间思前想后。他也许意识到多年来自己过于包办了,他的大包大揽很可能使周作人丧失了在家庭中的自主力和责任感。他也许意识到自己想要竭力维护的母子兄弟同堂的大家庭已经不合时宜,也许他真的干涉了别人的自由。或者他由此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家庭对他来说真是一个负累,一个无形的桎梏。正像他曾经反思过的那样,一个人的梦实在很难实现,在社会上,他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在家庭里,不可能都如自己一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说不定他真的怀念起一个人的生活了,真的仍想回到绍兴县馆那样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孤灯长夜之中。

鲁迅作品中常被人提起的“两棵枣树”和“老虎尾巴”的故事是什么?

鲁迅决定离开八道湾的时候,与朱安告别的念头也同时产生,他小心翼翼地征求朱安的意见: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要回,我一定按月给你寄钱的。朱安大吃一惊,寻思半晌,凄凉地答道:八道湾我不能住,你搬出去,娘娘(鲁迅母亲。笔者注)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见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不仅朱安要跟着他,如朱安所言,母亲也肯定站在他一边,要和他在一起。鲁迅明白了,近二十年来,他虽然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太多太大的牺牲,他尽管受尽了难以言说的委屈和遭受了几乎致命的打击,他可以咬牙舍弃八道湾,但他不能抛弃家庭,他必须继续承担应当承担的职责和义务。

让母亲、朱安和他一起长期租住别人的房子,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离开八道湾时身无分文的鲁迅还得白手起家。工作之余,在砖塔胡同内白菜、劈柴包围的书桌上,鲁迅带病创作《幸福的家庭》《祝福》《在酒楼上》《肥皂》等名篇的同时,在完成《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和编印的同时,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同时,还不得不带病四处奔走看房、买房、翻修房屋,一直奔忙到1924年5月,才搬入西三条胡同新居。

西三条位于北京西城墙根,地势低洼,雨天积水,满地泥泞,为苦力劳动者聚居之地。鲁迅选定位于胡同西头的21号院,主要是因为这所院落价格较低。小院不足五百平方米,仅及八道湾大院的四分之一,有旧屋六间,成交价八百元。虽说不到鲁迅三个月的薪水,可是,买房款仍需从两个朋友处各借四百元。这笔借款,直到1926年离北京到厦门时,才从厦门大学的薪水中陆续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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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原有房屋过于破旧,不能居住,买定之后,立即着手翻修,实际上是买地造屋。没有钱,为节省费用,鲁迅自己操持,亲手设计,请工购料,尽可能地使用旧料,因陋就简。忙了将近半年,终于改建成一所小小的三开间四合院。放书、会客的南屋及作住处的北屋各三间为主屋,东西厢房是极狭小的配房,作厨房和女工住处。北屋的设计,颇费苦心。屋后留出一块可以栽树种菜的空地,叫作后园,有点缩小了的百草园的意味。从正中那间的后面,搭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平顶灰棚伸向后园,叫作老虎尾巴,是鲁迅自己的卧室兼写作间。北屋的东间母亲住,西间朱安住,中间那间类似过堂,三人出入吃饭共用,冬日置一火炉,三人均可取暖。鲁迅、母亲、朱安的住室形成品字形三足鼎立的格局,这种既在一起又不在一起的状态,或许正是鲁迅的苦心所在吧。在母亲、朱安的窗前,鲁迅亲手栽下丁香两株,不知是否含有丁香空结雨中怨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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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为自己设计和营建的老虎尾巴,鲁迅的解释是:朝北开玻璃窗,书桌置东壁下,既不东晒,也不西晒,一天中上午下午,一年中春夏秋冬光线变化不大,便于看书写作,疲累时还可看后园的花草树木。窗下的床铺是两条长凳几块木板和旧被薄褥搭成(母亲、朱安屋内是从绍兴带来的带帐大床)。饭后,鲁迅总要到母亲屋内陪母亲说会儿话,朱安则抱着长长的烟袋在一旁呼噜噜地抽水烟。此后,母亲看报纸或看张恨水等人的小说,朱安里里外外地自己找活儿做,鲁迅呢,回到老虎尾巴内,在挂在东壁上的藤野先生像的鼓励的目光下和挂在西壁上的屈原名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鹈鴂之先鸣的催促中,操起他的金不换毛笔来。写累了,朝窗外看看,即便在夜色中,他也能看得见那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的两株枣树,能感受到瑟缩的小粉红花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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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图片来源 鲁迅画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