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摄影：农京早）
罗伟章作品《谁在敲门》
罗伟章1967年出生在川东北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一个叫罗家坡的山村。那里位于大巴山余脉，往北是万源，与陕南安康接壤，东、南毗邻重庆。他小时候，家乡普遍穷。家里兄弟姐妹多，作为顶梁柱的母亲，在罗伟章6岁的时候因病去世。童年所遭受的一切，被他多次写进散文里。这些文章如今读起来，苦得让人有睁不开眼的感觉。一个人遇到苦，并不罕见，关键是苦之后的方向要朝哪里去。罗伟章写道：“苦是毒，容易让人沉溺于因缺失带来的黑暗中，走向麻木、残忍、自私。但苦也可以成为蜜，养育出知苦、怜苦、战胜苦的有厚度和硬度的灵魂。”如今已经 55岁，是一位成熟小说家的罗伟章，早已原谅过去——因为当时大家处境普遍艰难，人与人爱的通道非常窄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从能看到别人的苦，心就变宽了。”更重要的是，随着罗伟章的文学创作日益精进，这些苦被转化成小说，成为文学世界的一部分。为此，他深深感谢文学：“文学除了能培育我们的审美能力、自省能力，还能让我们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把零散脆弱的情感，升华为宽广深厚的情怀。”
少年时代的“二哥”是最初的文学启蒙者
在罗伟章的成长经历中，给他的心灵带来光亮的，首先是他的二哥。少年时代的二哥，除了背诵《古文观止》，还会把自己的作文念给弟弟听。罗伟章至今记得二哥一篇作文里的某些句子，比如“大地在沉睡，昆虫在长鸣”。“他让我第一次知道大地也是要睡觉的。这着实让我惊讶，并对万物感到无比亲切。”罗伟章说。二哥爱看书，甚至把家里的口粮偷去卖掉买书。在二哥那里，罗伟章看到了巴金的《寒夜》，“故事发生在重庆。我看了才发现：啊，原来大都市的人也会痛苦，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痛苦。这样，母亲早逝给我带来的痛苦，得到了缓解。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宽了不少，不再一味自伤自怜，能看见也能感知别人的痛苦了。”罗伟章1985年考入重庆师范学院（今重庆师范大学），进入中文系。那是一个读书氛围、文学氛围非常浓厚的时代，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课余就去阅览室读书。虽然没有清晰地表达过自己有个作家梦，但“凡提到读，提到写，心里就有难以遏制的冲动”。罗伟章很快就创作了第一篇作品。
大学投稿征文得奖给他颁奖的是马识途
那是大学进校大约两个月，写作老师在班上说，四川省要举办首届大学生征文比赛，写小说散文诗歌都行，望大家积极参与。写作老师名叫张家恕，是个作家，写过小说《梦断六桶山》，小说并不长，但罗伟章在阅览室的刊物上读到后，心里对张老师很崇敬。张老师又特别指定作文成绩好的几位学生参与，其中包括罗伟章。“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标题叫《妹妹》。”罗伟章说。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春天，《妹妹》被宣布得了第一名，7月9日去成都领奖。从重庆到成都，要坐12个钟头的火车。路途中，除了挤和热，罗伟章印象深刻的就是铁轨两旁的夹竹桃。颁奖典礼在锦江宾馆举行。步入铺着红地毯的大厅，罗伟章小心翼翼生怕把地毯踩脏了。给他颁奖的是当时的四川省作协主席马识途。2018年春节期间，罗伟章和省作协两个同事去马老家里看望马老，“马老抓住我的手，说正读我的小说，说他自己‘更多的是个革命家，写的作品是流传不下去的’。这种自我审视，给予我很深的教育。那天，我忘了告诉马老，我念大学时得的那个奖，就是他亲手为我颁发的。”“这篇被称为小说的‘文章’，尽管稚嫩得无以复加”，但对罗伟章意义重大，“它改变了我的性格。更准确的表述是，它引导出了我的另一种性格。”慢慢地，他敢于和人说话、敢于与人交流了。在余下的大学时光里，他结交了谈文论诗的朋友，接着又做学校广播站编辑、文学社社长，不仅与校内还与校外的大学生文朋诗友建立了联系，“如果没有那篇本是征文的处女作，我不知道现在会是怎样的。”
辞职举家搬至成都当“专业作家”
大学毕业后，罗伟章先在一所中学教书。周末他会带学生去旅行，远足七八十里，累得不行困得不行的时候，大家就横在石头上睡，大雪纷飞也不在乎。在大雪里睡上半个时辰，身上盖满雪花，衣服也湿了，却从没感冒过。“那样的日子真是让人喜欢！”罗伟章说。后来，他又做报纸编辑。1995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但一直没有发表机会，直到2004年才在《小说界》首次全文发表，2008年首次出单行本，他也没太在意。但他的内心深处，隐隐有一种时间的荒废感。促使一个人以写作为职业，契机往往不需要很宏大，有时候一个声音就足够了。1978年4月1日下午1点半前后，还是一家爵士小酒馆老板的29岁的村上春树，在神宫球场的外场，一个人躺在草地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观看棒球比赛。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里：“我可以写篇小说试试。”被这个念头击中的村上春树，把小酒馆卖掉，走上职业小说家的人生道路。多年后，罗伟章在书中读到村上春树这样的“棒球时刻”，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因为我有过类似的经验。”罗伟章的人生转折点发生在2000年8月。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中午，单位的同事们都回家吃饭了，天很热，只有罗伟章一个人在办公室，“盛夏的阳光照进室内，照在桌子上，那个斑点显得非常寂寞。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罗伟章，再不写作，你就老了！”这个声音如此清晰，以至于像命令一样，吓了罗伟章一跳，“我马上就写了辞职报告，下午交给领导，第二天就走人了。”这一年，罗伟章33岁，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写小说了。为换个环境，他全家搬到了成都，爱人也因此辞去在达州的教师工作。“当时我在成都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儿子才5岁，没有户口，连幼儿园都难找。”罗伟章说。20多年前，严肃文学创作没有此前那般火热了。一个已是而立之年的人辞掉工作，全职写作，这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做到的事情。罗伟章能如此坚定，理由很简单：“我真是太想写了。那个催促我的声音，我不能无视，也不想再给自己找借口不写。”没有固定收入，家里实在缺钱，他在成都又找了个工作。工资不低，但上了半天后，他又觉得不对劲，心里一直在讨伐自己：“你来成都不就是为了好好写作的吗？为什么又来上班了？这里上班比在达州还忙呢，与其这样，不如不辞职。”半天后，他把自己骂回了家，继续写作。就这样，罗伟章把自己变成了“专业作家”。几年后，他的作品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多处发表、广为转载。有一年，《小说选刊》就转了他的4个中篇小说。2005年，达州市作协创作办公室将他收入编制，他成了真正的专业作家。一年后，他被调入四川省作协，成为巴金文学院的专业作家。后来，他被调入《四川文学》杂志社，现任社长、主编。
对话罗伟章：文学大于文学奖
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声音史》《寂静史》《隐秘史》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他的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曾获人民文学奖、凤凰文学奖、万松浦文学奖、梁晓声青年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亚洲周刊》全球华语十大好书等。他是四川省天府文化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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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代著名作家朱利安·巴恩斯在他的文学随笔集《透过窗户》中写道：“比起任何其他形式的写作，小说更能阐释并拓展生活……小说告诉我们生活的终极真理：什么是生活，我们如何生活，生活何为，我们怎样享受和珍视生活，生活是如何走入歧途的，我们又是如何失去它的。”对您来说，小说意味着什么？
罗伟章
：巴恩斯说得非常好。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说：“小说是最具张力的文体。”这里的“张力”，不是就文体本身而论，是指小说能够呈现的宽度。生命科学是给出唯一解释，是消除可能性，小说正好相反，是挖掘和发现可能性：我们有怎样的可能，又是怎样丧失了那些可能，走上了一条逼仄的路；我们遭遇过怎样的生存和精神困境，又是怎样在克服困境中奉献了我们的爱、勇气和牺牲精神，或者怎样在臣服于困境中显露出我们的脆弱与无奈；我们怎样被实用主义深深捆绑，又是怎样超越实用主义看见了美与大义；我们经历过痛苦，承受着痛苦，因而我们有理由呻吟或歌唱……这些，既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热爱小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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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想象文学外，就算是在现实主义题材领域，也似乎存在两种类型的作家（这两种都出了很好的作家）：一种是比较多地依靠自己的人生、生命经验写作；另外一种是不太依靠自身的实际生存经验，而是靠一个想法，虚构一个跟自己的现实生活离得比较远的人和事件，把自己的观念、想法包裹起来。我觉得您属于后者。您觉得呢？
罗伟章
：倒不那么泾渭分明，某些时候经验的成分重些，某些时候想象的成分重些。但不管怎样，作家的生命体验都会成为文学最独特和最光彩的部分。生命体验具有轻和重的两种特质，重的是人生，轻的是想象。也就是说，提到生命体验，就自带想象。如果只有经验，文学少了翅膀；只有想象，文学没有根。所以我们不谈经验，谈体验。体验能力和感受能力，是最重要的。许多时候，深入生活之所以无效，原因就在于只是“看见”了，缺失了体验和感受，更没有把看见的与自身命运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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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得了不少文学奖，也入围了一些文学奖，怎么看待文学奖？
罗伟章：
文学大于文学奖。但我们的具体现实是，文学界关心文学奖，远远大于关心文学。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徐语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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