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的弟兄们多，人多吃的也多。我奶奶每天都要带着几个儿媳妇做饭，除了炒一大锅菜，就要烧一大锅米汤，蒸一锅饼子，能让人们吃个饱。
蒸饼子要用到糁子面，糁子面就是玉米磨的。那时候，家家都种玉米，玉米也给人们长脸，产量很高。收获的时候，家家都有金黄的玉米棒子，绑在树上，放在房檐上。玉米棒子粒磨成粉就是糁子，黄白的颜色，用水和成面团，用起头起了，就可以蒸饼子了。
可以放在蒸笼上蒸，饼子底部有一个洞，可以让饼子很快就蒸熟了，这样的饼子叫做窝窝头。还可以蒸实心儿的饼子，吃起来比窝窝头要瓷实。还能在大锅边上贴饼子，需要一个人烧火，一个人用手把糁子面团弄成薄饼状，趁着大铁锅的热乎劲儿，一巴掌贴过去，就听“吱溜”一声，一个饼子就贴在了锅边上，紧接着，一巴掌一巴掌地贴过去，直到把铁锅的四周都贴满。技术好的女人能贴两圈，还都能蒸熟了。
锅里是开水，贴上饼子之后，就能下米了。下了米之后，锅里煮着米，同时蒸着饼子，灶膛里烧着火，一锅多用，等到锅里的米熟了之后，饼子也就熟了。用铲子把饼子铲下来，放在高粱杆编的牌牌上，能摞起来。焦黄的饹馇，另一面是带着五指手印的蒸熟的金黄的饼子面，让人一看就想吃。
新饼子面蒸熟的饼子非常好吃，透着一股玉米的香气。现在有玉米油出现，证明在玉米里榨油是可行的，而饼子蒸熟的时候，表面有一种透明的东西，就像是油脂，但又不像。新玉米面蒸的饼子配上炒白菜，就是乡亲们的美味了。要是新玉米面做成了白粥，就更好喝了，我爹能一口气喝三碗。
我爷爷到挖海河的时候，能吃一胳膊饼子。那时候，家里人多，没吃的，他就和同村的几个人响应号召，去挖海河。说是管饱，没有工钱。他们都愿意去，起码可以给家里省出一个人的口粮。到了那里，要干体力活。刚开始吃的时候是饼子就炒白菜，后来就是红薯面饼子，接着就是高粱面饼子，炒菜也变成了菜汤。他们当时能吃饱，干一会儿活儿就饿了，连半天都顶不了。后来，连那样的饼子都供应不足，菜汤也成了清汤寡水的，他们就不干了，跑回来了。我爷爷说，吃饼子的时候一个人能吃一胳膊饼子。而我们第一次听到一胳膊这个数量词，才知道他们肚里没油水儿，确实吃的很多。粗略估算，他们一个人一顿饭能吃八九个饼子！再吃点炒菜，或者喝点菜汤，那肚子得有多大？可是，他们都很瘦，并没有胖了多少，甚至比离开家的时候还要瘦。奶奶说，都是熬的，熬着熬着，人就瘦了，和吃的多少没关系。
我爹他们弟兄多，就想办法去当兵。几个兄弟出去当兵，在军队上吃得好，能吃上白面馒头，还能顿顿有菜。发了军饷，他们就寄给家里。家里有了花销，也就不那么紧巴巴的了。但是，还是吃饼子，并不会吃上白面。我爹的弟兄们很快都娶了媳妇，而房子并不多。村里一直以为是传奇的事情就是，我爷爷凭借一张能言善辩的嘴，居然给我爹他们弟兄七个都找到了媳妇，用三间房子娶了七个媳妇。后来，我爹他们弟兄们都有了房子，分出去住。
我娘让我烧火，她贴饼子，还蒸饼子，做大米饭。要是红薯成熟的季节，她会蒸一锅红薯，和饼子一块蒸，蒸熟之后，饼子金黄，红薯红彤彤的，相映成趣。把红薯和饼子放在一块吃，就让饼子有了红薯的甜味儿。我娘还会用蒸熟的红薯揉碎了，和玉米面和在一起，蒸熟了以后，饼子有红薯的甜味，就着炒白菜，也是一种美味。
家家吃饼子的时候，人们很活跃，参加集体劳动，没事的时候还要唱歌，跳舞，说笑话，不亦乐乎。即便夜里开着门，也没人擅自闯入，简直是夜不闭户。没有什么奸诈小人，也没有什么算计人的领导出现。民风淳朴，大多数人都憨厚老实。到了吃馒头的时候，人们都吃上了细粮，浑身有劲儿，但劲儿并没有完全用在地里，而是用在了炕头上，用在了挣钱上。于是，孩子多起来，计划生育也就管得严了。进工厂挣钱的多了，人们也就有了分别。不再是都吃饼子的一族了，而是有了吃饼子的，吃馒头的，吃炒素菜的，吃炒肉菜的等等区别，甚至有了“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的现象发生。要是在艰苦的年月，让他们吃上几天饼子和菜汤，或许就没有那么多骂声出现了。
饿了的人吃上饼子就算是得救了，要是吃上细粮，还不知足就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的意思了。到了现在，城里人喜欢吃饼子，主要是对抗高血压等营养过剩的疾病。当然，饭店会有饼子裹肉，还会有锅贴饼子和铁锅炖肉，一锅炖熟了，让食客们大饱口福。但那样的饼子不是故乡的饼子，不是用柴禾锅灶蒸熟的。甚至很多饭店用的小饼子都是批量制成的东西，冻在冰柜里，用的时候直接拿出来，放在铁锅里热一热就能吃。
还是故乡的饼子实在，管饱，还有很多让人回味的东西。似乎吃着饼子，就能忆苦思甜，也能想想以前父辈、爷爷辈的辛苦，总归不算是坏事。要是连这些都忘了，饼子也就不是饼子了，人也就不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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