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没有想过要掉日本，刘伯温也没有极力阻拦过。
历史结论要用历史事实来论证。
中原王朝向来喜欢制造一种“四夷宾服”的景象以彰显自己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注意，这个“宾服”注重于道德向化、心悦诚服，而非纯粹的武力威服。
早在吴元年（1366年）十月，朱元璋就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诸地，宣扬自己得天下“实乃天授”。
所以，洪武元年（1367年），建国伊始，朱元璋更是遣使四处、诏谕诸国，播告“中夏归于正统”，雄心勃勃，要营造出比元朝更为盛大的“万国来朝”局面。
其中，颁谕高丽的诏书说的是“今年正月，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报，故遣使报王知之。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气势，你高丽史上的国君，都是倾慕中国的高尚风气、向中国称臣称宾的，现在该怎么做，您看着办！
颁谕安南的诏书则是“（朕）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我得上天垂爱，已秉承正统，要与天下四方共享太平之福，你们地处边远，无从得知，所以颁诏通知。
这语气也是不由分说，俨然已将安南归纳于称臣之藩。
至于占城和爪哇，废话不多说，一上来就是“朕奉天命，已主中国”，要求其国国王要识时务，知臣礼，“亦永保禄位，福及子孙”。
而对于颁谕日本的诏书，则叮咛和嘱咐颇多，既强调了“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又提到了“倭兵越海之由”，称：“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图，永安境土，以应天休。”
按这意思，即日本“臣”与“不臣”皆可。
有人曲解“不臣，则修兵自图”这句话，以为朱元璋是在警告日本：你如果不肯称臣，那就勤练兵马，我早晚会打到你称臣。这一句，不过是“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行你的独木桥，我们两下安好，互不相欠”的意思而已。
当然，后面还有一句：“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但这句也不是说要征讨日本，而是把日本和倭寇区别对待，说若还有倭寇为害，就会出动舟师将之捕杀，交由日本国王处理。
从这诏书的叙述来看，似乎，朱元璋对日本的“臣”与“不臣”不是很在意。
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前文提到了，“四夷宾服”，是想要四夷感中华文德之化，尊奉天朝，宾至来归。
所以，朱元璋就这样谦逊地表达了。
但以其后来颁赐给占城的诏书中出现的“海外诸国入贡者，安南最先，高丽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称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的话来看，他是非常在乎的，尤其对日本。
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向蒙古僭入华夏，灭宋自立，日本怒胡人有犬豕之行，即与之为仇，自是学教之徒绝迹于中国矣”，即日本人认为蒙古人是夷狄，虽蒙古人占据中华建立了蒙元政权，却视其不具备合法性，拒绝向元朝朝贡。
如果这说法为真，则无疑与朱元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提法不谋而合，朱元璋自然对其多几分好感。
且又因为其激烈对抗过蒙元，不肯向蒙元称臣，一旦能向明朝称臣，则产生的政治效应将无比重大。
所以，朱元璋对日本称臣与否特别上心，也特别迫切。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再一次对日颁诏书，称自己“遣使持书飞谕四夷，高丽、安南、占城、爪哇、西洋、琐里即能顺天奉命，称臣入贡”，指责日本“（朕）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进而虚声恫吓，说“今中国奠安，猛将无用武之地，智士无所施其谋，二十年鏖战精锐，饱食终日、投石超距”，表达出要“抚顺伐逆”的意味。
如果不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单看这道诏书，朱元璋是真的要兴兵讨伐日本了。.
但要注意诏书中“尝遣人往问，久而不答”这一句。
这里说的“遣人往问”，是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派遣使臣前往日本，七人竟被日本杀了五人，剩下的两人也被拘三月方才放还。
这，不是什么“不答”，而是用“放血”来答，性质恶劣。
补充说明一下，日本人怎么会出现“杀使”这一种充斥挑衅的政治味道的举止呢？
原来，这时候的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接收朱元璋国书的并不是什么日本国王，而是南朝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此人正为南北战事忙得焦头烂额，突然间收到朱元璋这样一道诏书，自然没有好声气，一时冲动，就做出了不顾后果的过激行为。
朱元璋虽然不明就里，但也仅以“不答”二字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继续为明、日封贡关系的缔结而努力。
在这封诏书里，朱元璋大彰明朝武力之盛，但仍是将“倭寇”与日本国王分别开来。
还是那一句，朱元璋追求的是确立起与日本的封贡关系，没有攻打一说。
《明国书并明使仲猷无逸尺牍》把朱元璋这一心态说得更明显：“故首命使适日本通好，舟至境内，遇贼杀害来使，诏书毁溺。寻有岛民踰海作寇，数犯边卤，多略子女，皇帝一欲通两家之好，悉置之而不问，但令自禁之。”
这封诏书，是由莱州府同知赵秩携带出海的。
赵秩的口才很好，对怀良亲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最终，怀良同意向明朝“奉表称臣”，派僧人祖来捎带了大量的贡马和土特产出使，捎带还送还了七十多个被倭寇抓去的中国人。
“日本国王称臣入贡”的记录由此出现在《明太祖实录》关于洪武四年十月的记载中。
朱元璋龙颜大悦，诏赐祖来等人文绮、帛及僧衣等物。
可以说，怀良亲王奉表入贡之举，在形式上已经满足了明朝“四夷宾服”的需求。
朱元璋这时候也大致搞清楚了怀良的身份，但还是坚持赏赐了他“日本国王”的正式号。
后来，日本国再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朝贡，朱元璋已没有太多兴趣了，爱搭不理。
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后菊池武政派来的僧人宣闻溪等、日本大隅守护岛津氏久派来的僧人道幸等，朱元璋甚至下令却其贡。
洪武十三年(1380年)，日使再次来贡，带了一封日本征夷将军源义满的奉丞相书。
朱元璋觉得其无人臣礼，拒绝了日本的朝贡。
洪武十四年(1381年)，日本再次来贡，朱元璋再次推却，并让礼部写了一封信责备日本国王，说他“效井底蛙，仰观镜天，自以为大”。
被打脸后的日本，恼羞成怒，回复称“夫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走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
朱元璋看了这封表文，“帝愠甚”，却也没有攻打日本的打算，只是在沿海各地加强防守和卫所建设，积极防御倭寇而已。
洪武十六年(1383年)，在胡惟庸案中，有日僧如瑶诈称入贡，暗藏兵刃到南京，准备帮助胡惟庸发动叛乱。
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正式断绝了日本的朝贡。
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朱元璋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筑登、莱至浙沿海五十九城，以防御倭寇骚扰。
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朱元璋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加强海防。
显而易见，终朱元璋一生，都没有想过要出兵攻打日本，仅以防为主。
事实上，在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就在奉天门告谕各省、府、台大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从而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载诸《祖训》，以防“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即朱元璋是一个实用主义至上的政治大人物，怎么可能为争私人一口闲气攻打一个“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蛮夷小国呢？
所谓的“十五不征国”就是这样出台的。
有人不明就里，瞎说什么朱元璋本来急了眼要打日本，被刘伯温用元朝攻打日本失利的血淋淋案例给劝阻住了。于是，朱元璋就指定了“十五不征国”。
看看，这都是些什么逻辑？！思维混乱，根本说不通嘛。
最后说一句，提朱元璋，后人总要附带上提刘伯温，似乎他们是天生最佳搭档。
这是小说戏曲故事听多了，入魔了。
刘伯温在朱元璋手下干过比较露脸的事儿就是在龙江之战前夕作过一段精彩的战前动员。
当时，他在担任的是“称军祭酒”的职责，主要负责看阴阳八卦、拜神祭鬼一类活儿。
经过这场战前总动员，朱元璋才令诸将拜其为“军师”。
即使这样，刘伯温在朱元璋眼里的地位还是很低的，甚至就只能当作一个拜神祭鬼“术士”而不是“文士”来看待。
随便举个例子，朱元璋刻成了文集，专门赐给了李善长、胡惟庸、宋濂三人，没刘伯温的份。而在一次讨论谁是当今大儒的活动中，朱元璋还轻蔑地说，像宋濂、刘伯温这样的人还配不上称“大儒”。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大封功臣。刘伯温仅被封为位列于公、侯之下的伯爵位：诚意伯。
刘伯温其人的名望被人为抬高，是在明代弘治年间以后。且到了嘉靖十年（1531），被世宗朱厚熜将之配享于太庙，从而由“人”进化成“神”，为庸男俗女、凡夫俗子所膜拜。
本篇文章为【有人问，朱元璋想灭日本为何却遭到了刘伯温的极力反对？我来解答】的相关内容，情感在线已为你全部介绍完毕，更多实时资讯请关注情感在线的“资讯”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