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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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对冷兵器战争感兴趣的网友，可能注意到过这样一个情况，战国时期的列国吞并之战，战争双方往往能动员十万数十万的兵力，像长平之战，战争双方投入的兵力均超过了四十万。而到了明清时期，再难见到这种动辄几十万人的大战，坐拥全国资源的明朝和清朝，在历次大战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也就几万到十几万人。这似乎有些不合常理，和明清这种大一统王朝相比，战国七雄在资源、人口、技术上都不占优势，为什么在发动战争时，七国所能派出的兵力数量却多得惊人？

在形容战国时期各国兵力时，我们经常能听到“带甲百万”、“列戟十万”这样的说法，如果完全信了这些话，那么和其他时期相比，战国时期的大战简直就是神仙打架。这当然是不太可能的。说到底，这其实是“统计口径”不同带来的错觉。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苏秦在为赵国充当说客，说服齐国参与合纵时，曾经毫无下限的猛夸齐国国力之雄，他说“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按照他的说法，光是齐国首都临淄的七万户居民，若每户征兵三人，仅当地就能征募士兵二十一万。

听起来是不是特别不靠谱？但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统计军队人数的方式，还真就和这差不多。按照《历代军制》一书的说法，战国时期各国就已经普遍建立了常备兵，如秦的“锐士”，魏的“武卒”、“苍头”、“奋击”，齐的“技击”，都是需要进行严格训练的常备兵，但同时，普通平民同样需要承担军事任务，这些军事任务既有辎重运输、营垒建设，也包含战阵厮杀、陷阵先登，只不过，相较于常备兵，这些根据军事需要征召的部队，在战斗力上会稍弱一些。

事实上，不仅普通的壮年男子要承担军事任务，有时就连女性和老幼同样需在军中服役。《商君书·兵守第十二》中有言：“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壮男之军，使盛食厉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水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这当然只是“三军”一词最冷门的含义之一，但由此我们也能看出，“全民皆兵”一说并不是什么夸张的说法。正因如此，长平之战后邯郸城才会“家家戴孝，户户治丧”。

这种全民皆兵的战争动员方式，和战国中后期空前的战争烈度自然有关。而时间越靠后，军队的职业化和专业化就越明显，在统计军队数量时，人们也会更加精确地将专门作战的“战兵”和“辅兵”分开，尤其是专门负责运输、修筑工作的民夫，更是不会被统计到作战单位中去了。其实，士兵的职业化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军事训练是需要大量成本的，除了训练带来的粮食和武器损耗外，时间的消耗对于平民来说也有很大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农耕技术较为落后，也没有所谓的“精耕细作”说法，而到了宋代，耕作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对农时的要求也更加严苛。这也是王安石的保甲法在北宋难以广泛推广的原因之一。征兵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此，由于无法维持足够的训练时间，即使进行大规模的征兵，所能征集到的，只能算是拿着武器的农民，面对更加职业化的部队，往往会面临严重的伤亡。

汉朝初期，效仿秦朝施行征兵制，平民百姓从出生之日起就承担有兵役任务，大多数人至少要在一生中服一年的兵役和徭役，在本郡充当一年的材官（步兵）、骑士（骑兵）。然而，光武中兴后，刘秀却在建武七年下令罢材官骑士。对此，许多人并不理解，如《汉官》就评价称：“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似乎光武帝是在自废武功。然而，光武帝在外患尚未平息时，就下令“罢材官、骑士”，并非要铸剑为犁，而是因为当时所能征召的诸郡材官、骑士，早已因为疏于训练变得难堪大用，相比之下，他亲手培养的东汉禁军，才是真正能够依靠的精兵锐卒。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北宋动员五十万军队勤王，为何还逃不掉靖康之耻，真因女真满万可不敌？》就曾经提到过度强调数量的军事悲剧。靖康之变前夕，面对金人南下的威胁，宋徽宗下诏令各地“勤王”，希望依靠勤王军来弥补京师兵力的严重不足。然而，勤王诏令的结果出人意料。“倍道并行，星夜赶来”的勤王军，却因为补给、士气、决策的种种混乱而陷入崩溃，庞大的“军队”数量并不能转化为优势，在面对更加悍勇的女真铁骑时，这些没有经过太多军事训练就被投入战场的北宋士兵，很难组织起有力的反抗。不过，职业化士兵的出现，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些以当兵为生的士兵不仅需要国家承担其高昂的粮饷，就连武器装备也需要由国家统一供应，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动辄几十万的军队规模，自然再不可复制。以北宋为例，其军队大多集中于西北，然而即使是镇守这一隅之地，就已经耗费了北宋财政的“十之七八”，养兵之费，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在条件受限的情况下，征调少而精的职业军队，其实才是更加合适合理的决策。以清代康熙征讨噶尔丹为例。康熙于公元1690年亲自率领九万大军分三路征讨噶尔丹，康熙本人统帅的部队总数只有三万四千人，可这三万四千人，却是京师中实打实的劲旅精锐。而另一路上的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其统率的军队比本部略多，为四万六千人左右，除了部分京城八旗兵丁外，还包括了山西左卫兵、大同绿营兵、陕甘兵丁等二线部队。当然，虽说是二线部队，但依旧是准职业化部队，战斗力不可小觑。虽然这支军队总数不到十万，但是，清军劳师远征噶尔丹可不比战国时期的七雄争霸，客观来讲，战国七雄的领土面积都不算大，以战国后期来讲，像韩、赵、魏三国，领土都在十到二十万平方公里上下，而以富庶闻名的齐国，同样也只有十五万平方公里。古代运输对于人力、畜力极度依赖，而民夫和驼畜在运输物资时同样是需要消耗粮食的。

《谏伐匈奴书》中有个听起来相当恐怖的说法“又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一钟是六斛四石，按照颜师古的说法，当时汉朝对匈奴用兵，为供给前线士兵，运输消耗的粮草数量是士兵们所食的一百九十二倍左右。可以说，人吃马嚼下，路途的遥远使得后勤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再加上明清时期火药武器已经广泛列装军队，后勤补给的难度绝不是战国时期可以比拟的。

为了保证这支军队的粮草供给，清朝政府几乎用尽了所有手段，军粮的主体部分自然是由“京通仓、陕西仓、湖坦河朔仓直接调拨”，而为了减少运输难度，康熙还下旨：“此番出征，米则照常随行外，沿边有牛、羊可买，须动支正项钱粮，每路备买牛、羊各二万发去，于军资大有裨益。”也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动员当地百姓、商贾在沿路提供牛羊，让大军一路买买买。到了后来，为了保证军粮供应，康熙还允许商人随军贩售牲畜粮食。为此，他还特意在军营设立专司贸易之事的营官，监督维护商人、百姓的利益，避免有军士仗势欺人。重农抑商几乎是历朝历代的通病，而康熙之所以愿意在战场上优待商人，无非是希望通过当地人减少运输之费。饶是如此，康熙三十五年的这次远征，依旧因为于成龙运粮失期而不得不停滞，为了防止因为粮草断绝陷入险境，康熙不得不命令大军“迎粮而还”。

那么问题来了，难道战国时期的各国，就不担心大规模动员军队导致补给崩溃吗？当然不是，还是以长平之战为例，虽然这场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决战持续了将近三年，但实际上，战争的前两年，秦赵双方的攻守态势都相对缓和，为了避免两败俱伤，双方往往不会在关键的农忙时节全面动员军队。对峙阶段，甚至战争爆发前，双方其实就已经开始通过民夫源源不断地向前线重城运输粮食武器等辎重。可以说，长平之战最后的六个月，是这场规模空前的大战最重要的截断，也是秦赵双方数年积累后的一次爆发。

参考文献：

[1]林之满.历代军制[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

[2]刘锦增.康熙帝用兵噶尔丹期间军粮的来源与构成[J].历史档案,2021(4):65-71

[3]于善维.北宋靖康年间勤王部队研究[D].河南:河南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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