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1日）

华南国家植物园

在广州正式揭牌

至此

我国已在一北、一南率先设立并揭牌运行

两个国家植物园

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华南国家植物园规划总面积319公顷

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南亚热带植物园

植物保育展示区占地 4237亩

还建有 30余个专类园

是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数字揭秘：华南国家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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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植物园创建人陈焕镛祖籍江门新会

在华南植物园的雕像径中，一座1:1等身大小的雕像静静矗立着，这是该园的创建者——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陈焕镛。

他是我国著名植物学家和分类学家，毕生在华南大地上“耕耘”，开创了中国现代植物科学研究的新纪元，特别是为植物分类学作出奠基式的贡献。

陈焕镛一生采集标本达12334号，共发表了600多个植物新种与新组合、11个植物新属。华南植物园拥有的全球保存木兰科植物数量最丰富的木兰园，更是与他直接相关。园中，大叶木兰、绢毛木兰、石碌含笑以及观光木等多种木兰科植物新种，都经他定名发表。

陈焕镛院一生守护祖国珍贵的植物、生态资源，捍卫国人的学术尊严，他的精神与实践对我们今天实现“美丽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具有重要启迪。

少年立志 回国痴迷采集

1890年，陈焕镛在香港出生，1971年病逝于广州。华南植物园标本馆里还有他另一尊半身雕像，那是当年由植物园同仁集资、请广东雕塑家唐大禧和唐颂武精心雕成。据说，这尊雕像与他本人酷肖，丰神俊朗、眉目棱角分明，还能看出陈焕镛的特殊血统。

陈焕镛的父亲陈言是广东新会人，清朝光绪年间曾被派驻古巴担任公使。在那里，陈言认识了古巴籍西班牙人、后来成为陈焕镛母亲的伊丽莎白。陈焕镛六七岁时曾旅居上海，十三岁时父亲去世。几年后，他遵循父亲遗愿，远赴美国求学。1909年，他进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安姆斯特农业学院学习树木学与昆虫学，1912年转赴纽约州立大学林学院，1915年取得学士学位后又继续前往哈佛大学布斯学院及阿诺德树木园学习森林学，并于1919年取得硕士学位。

陈焕镛对森林保护的概念形成于美国求学期间，那时，中国人要了解自己国家的植物，还得到美国和欧洲的研究机构去找。由此，他心生愿望：中国要有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要建立自己的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陈焕镛一生都在为之努力。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陈焕镛放弃了留在欧美等地深造的机会，毅然回国，到海南岛开展了长达9个月的植物标本采集工作。

作为最早登上祖国南部岛屿采集动植物标本的中国植物学家之一，他在海南岛五指山山区采集动植物标本数千份。当时的海南腹地还是瘴疠之地，陈焕镛常常处于疟疾的威胁中，因蚂蟥叮咬和营养不良导致浑身伤痛，甚至病倒、发烧至40℃……最后，他被人用担架抬出海南五指山山区。

保护自然 一生追求科学

从1920年开始，陈焕镛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东南大学任教。1927年，陈焕镛受聘成为中山大学教授。在他的努力下，1928年，中大农学院建立起华南地区首个专业的植物标本室，继而成立中大植物研究室（后改名中大农林植物研究所），这便是现在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的前身。

自1925年至1937年间，陈焕镛与另一位植物分类专家胡先骕合作出版了中英文版的《中国植物图谱》；又创办了以“孙逸仙”命名的英文杂志Sunyatsenia（《中山专刊》）并担任主编；他还创建了广西植物研究所，参与主持策划《广州植物志》《海南植物志》的编撰出版工作。

△1958年，陈焕镛（左二）与苏联科学家交流。

1956年，陈焕镛与秉志、钱崇澍、杨惟义、秦仁昌等科学家联名向国务院提交议案，最终获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中国至此拥有了自己的植物研究队伍、植物园和自然保护区，陈焕镛少年时的心愿，在他与学生、同行们的共同努力下，最终一一实现。

1959年，70岁的陈焕镛当选为《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主编。72岁时，他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全体人员大会发言中，仍要求大家“把国家任务当作自己的重要工作”，争取七年之内完成编辑《中国植物志》这项伟大光荣的任务，并感慨新社会“做科学工作有许多优越条件”，要年轻一辈好好珍惜。

科学分类 方法沿用至今

现在的中科院华南植物园标本馆是一幢新旧馆合体的五层楼建筑。总建筑面积5513平方米、满满五层楼的标本柜里，存有115万多份（涵盖48700多个物种）植物标本，其中重要的模式标本就有近8000份——新种植物被发现后，通常需要按照国际植物学命名法规来进行描述、命名。只有在和分类概念上属于近缘种的模式标本进行仔细对比比较并发表在一定专业核心刊物上，这一新种植物才算被正式发表定名。对于植物学家来说，“发表定名”新种植物是极为重要的学术成就。馆中有一批非常珍贵的标本，是当年陈焕镛与海外同行交换得来的。其中，收藏时间最早的标本距今已有170多年的历史。还有一批菲律宾标本，其标本已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植物园标本馆在抗日期间由于将标本及时转移到香港，才得以完好保存。

新馆里，一排排高端仓储式手摇轨道密集柜整齐排列，虽然存量庞大，却井井有条。目前，所有入库标本都已数字化，并陆续对外公开共享。标本馆高级工程师曾飞燕说，至今，所有标本仍是按当年陈焕镛留下的一套哈钦松系统进行分类保存的，这就是陈焕镛当年在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并在实践中建立起的一套分类方法。它方便又严谨，能将所有数据都保存完好，同时也为标本室纳入国际电脑联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正是在陈焕镛等先辈们的努力下，中国人有了自己的植物标本馆，终于彻底扭转了以前研究本国植物新种也要去国外的局面。陈焕镛也是我国最早进行植物调查采集和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中国植物学家之一。在这个标本馆中，至今尚存有他与匡可任教授在1958年联名发表的植物新种——被称为“活化石”植物的银杉模式标本。

微微泛黄的纸上装订的一枝干枯的线形叶植物，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它却是我国特有的珍稀物种，学术界一度认为它由于冰川降临早已绝种。因此，当年银杉在中国广西被发现、最终被定名发表，顿时轰动了全世界。

辗转磨难 护佑珍贵标本

陈焕镛深知，开展植物科学研究工作，只有标本室是不够的，所以也同时收集并进行植物种苗栽种。

1989年，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广东文史资料》第59辑记载，上世纪30年代，“农民烧山开荒日益加剧，不少原野植物被损毁”，为了保存那些稀有品种植物，陈焕镛到处采集种苖，并“将采获苗木托诸广州市立植物园或农学院农场代为栽培”，建起了标本园。至抗日战争开始时，该标本园已具一定规模，可惜“在广州沦陷时为日军所毁”。

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州时常遭日机轰炸。1938年春，陈焕镛出钱出力，将中山大学农林植物研究所的一批重要标本、图书、仪器运至香港，自己却坚持冒险留在广州保护苗圃（即如今位于广州华南农业大学校园内一片小树林）。后来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描述，在炸弹袭击之下，他只好逃进沙面，险遭逮捕，“日本人雇佣德国人搜寻藏在沙面的中国难民，他们半夜来到我藏身的地方，好在我骗过了纳粹们，后来在广州待不下去了，我就扮成苦力步行逃到了香港”。

据考证，陈焕镛曾先后在广州的康乐村、五山石牌等地建有苗圃，甚至连广西桂林雁山也有他指导布置的植物园（现桂林植物园内）。这都是他“建立一个镇守祖国南大门、作为对外窗口的全国最大植物园”的伟大设想的组成部分。

身体力行 新兴学派楷模

上世纪50年代，全国高等院校进行大调整，以中山大学农学院等为基础组建的华南农学院从中大独立出来，而植物研究所仍归属于中山大学。直到1953年12月，中科院才与高等教育部及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取得共识，正式接收了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广西大学经济植物研究所及前岭南大学自然博物馆三个单位，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及其广西分所。2003年10月，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

1956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广泛的护林造林运动。在这个大背景下，陈焕镛向广东省申请成立华南植物园鼎湖山树木园，并于1956年正式接收了广东鼎湖山林场树木园，占地面积约17000亩。

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暨树木园就成了我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成为当时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除了广州园区外的第二个园区。鼎湖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被称为“北回归线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陈焕镛曾多次带人前往当地林场采集标本，但由于交通条件差，研究人员也少，当时只能对当地物种以“就地保护”为主。

1978年，这里成立研究站，进行数据监测等研究活动，并在1979年成为我国第一批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研究单位。此时，陈焕镛已去世数年。

上世纪60年代，时任中科院院长郭沫若视察华南植物园曾题词：“必须实事唯求是，壮志雄心不可无；树木固当勤垦难，树人更要费工夫；作风朴素甘艰苦，学派新兴立楷模；改造自然和世界，东风吹送上鹏途。”可以说，这是对陈焕镛等开拓中国植物学研究的科学家们的最好总结。

包括陈焕镛

江门五邑地区已经孕育了34位院士

是名副其实的“院士之乡”

功在当代，惠泽千秋

致敬他们！

来源：广州日报、广东省林业局、

江门广播电视台综合整理

十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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