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对文强律师杨矿生的专访，其中杨的专业、谨慎，令人诧异，又觉此案气氛森然，不过，杨律师过分谨慎，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强不利，有一些职业伦理上的问题值得商榷。
文强律师谈到：“关于调查取证问题，我们放弃了。为了防范风险，我觉得对于证人证言尽量不要调查取证，有异议就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这个尚可以理解，因为一旦证人出现虚假证言，就有可能把律师咬进去。然而，之后所言令人疑惑。杨说，“在办案程序和整体安排上，我们配合办案机关的整体安排，抓住关键的问题，没有纠缠细枝末节。律师对于办案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内部协商，不要捅到社会上去，不要发表有损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形象的言论，这样，律师也会得到他们的尊重”。
这样虽然律师因为配合得到尊重了，然而，文强的利益就受损害了。
让我想起邓玉娇案子初期的两位夏律师，虽然据说抱头痛哭的报道不实，但是，邓玉娇的两位律师，在举国关注之下，和记者等充分沟通，发挥了律师作为当事人代言人的制度设置，也试图为邓玉娇案调查取证，邓玉娇最后的结局，两位夏律师立下的功劳不能抹杀。
但是，两位夏律师据说被别人批评不专业，当然，他们也没有像杨律师那样尊重当地的办案机关，因而，非但没受到被办案机关的尊重，反而受到些刁难。假如他们和杨律师一样，不对办案机关的一些涉嫌不当行为、邓玉娇口中的案情公布于众，配合办案机关，留到最后在被控制的法庭上做最后努力，邓玉娇案的结局是否会变样，难说！
众所周知，我国的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很严重，如邓玉娇的案子，文强的案子，说能司法完全独立侦查，审判，想必太理想化了。
很多地方的案件都是在外地舆论制衡下，才拨乱反正的，如邓玉娇案、湖州协警的临时性强奸等等，要是没有公论作努力，邓玉娇这个“杀人嫌疑犯”，估计也会被定罪。
即使在一些西方国家，律师一样可以对舆论谈案情，至于受不受影响，是法官独立审判的问题，只要法官把持得住，何妨公众的口水？司法民主化之一，是公众有权对其感兴趣的案件进行观察、评论，谴责。
文强案也是一个公众关注的案件，尽管网上很多人谴责文强的律师，但是，不妨碍一些主流媒体、报纸对此进行客观的报道，犹如李庄案一样。
如果文强请了邓玉娇的两位夏律师，照笔者对他们的理解，在开庭前，极可能会公布文强案中涉嫌刑讯逼供问题，而不是在开庭后由文强提出。
也极可能提出办案机关程序上的违法，也可能会涉及强奸案中的定性，毕竟第一次是被迫发生关系后，第二次、第三次自愿，最高法院明文规定不属于强奸罪。
文强虽然号称“贪官”，要相信外部媒体的冷静，这么多年来，贪官也是人，也有人权，已为很多人的共识。另外，文强在自保之时，或许也能爆料，律师根据情况，也可能对外公布，或许文强有立功情节，在公众有一定的舆论压力下，文强未必是死刑，毕竟比他职务高，受贿多的高官，死缓的多的是。
而杨律师的思路居然是，“我是这个案件的辩护律师，在判决前就不能随便发表对案件的看法，许多媒体提出采访，要求透露案情和辩护思路，均被我婉言回绝。有些话要讲场合，看环境。比如说对于公检法机关工作中存在的瑕疵，辩护律师怎么反映这个问题？我不可能捅到媒体上大张旗鼓地渲染，施加压力，然后把这个事情变成一个社会事件”。
没有职业道德规定律师不允许发表看法，要不然，李庄、邓玉娇的律师早就受处分了。相反，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在一定情况下，律师有义务替当事人在公众面前申辩，澄清，甚至呼吁。这一点，基本上要站在当事人利益考虑，而不是律师为了自己的百分之百安全，配合。文强案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事件。
杨律师自己也说，“文强案是重庆打黑斗争中的一个标志性案件”。社会事件有何不妥？
杨律师说：“（文强案）它也是我辩护生涯当中的一个标志性案件，最深的感受可以用6个字概括：紧张、谨慎、责任”。可以说，文强的死，除了其他得益人，杨律师的变化生涯中又多了一个标志性的案件。
他紧张做到了，谨慎做到了，没问题，唯一有疑问的是，律师责任上，是否尽力了？在笔者看来，似乎不够！
为什么高官家属愿意请杨律师而不愿意请夏律师等？恐怕和不同律师的辉煌经历不一。堆砌在杨律师身后的，是一个个落马高官。堆砌在夏律师等身后的，是一个个落难的穷人。
律师也以当事人类分。一般情况下，高官落马，都会受到些从轻发落，连坐牢都有单人间。因此，请谨慎、嘴巴紧的律师，是很好的选择。社保案，陈良宇、黄松有案等，律师都不愿多说一词，判决书都找不到。
但是，文强案，恰恰是例外，形势很清楚，打黑运动需要人头来作标志性的高潮，整治警界乱象，必定用重典。
这时，高官文强其实也是邓玉娇，背水一战尚有生机，请贪官辩护能手杨律师，其实是破落子弟要吃鱼翅，最终证明，这是鱼刺。
文强的事大家怎么看？
··简单说————物极必反 、罪有应得、杀一儆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