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段话，出自一千多年前的一位古人之口（为了阅读方便，笔者把他的话意译成现代文，文末有原文），看完之后，相信你会和笔者一样，感到既熟悉又诧异。
这位古人说：“当今社会，年轻人不再以努力学习当作进取之本，而专门以结交朋友拉关系为业。文化人也不再以提高个人修养为第一要务，而以趋炎附势、结党营私为先。他们相互吹捧，结成利益共同体，对依附自己的人连声赞叹，好话说尽；对不依附自己的人则百般挑剔，千般诋毁。有人公开宣称：‘只要朋友够多，关系够硬，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我还听说，有人指使家中奴仆宾客冒充公务员，出入宫廷官府内部探听消息。此类事情，都是法律所不容许的，刑罚所不赦免的，其危害，比魏讽、曹伟的罪过更重！”（笔者注：魏讽、曹伟曾蛊惑叛乱）
说此话的这位古人，是三国时期的曹魏名臣董昭。
或许是因为董昭乃推动曹操称“魏公”的主要策划者，又或者是因为董昭的计谋往往不顾道义，不择手段，所以，在历史上，对董昭的评价没有荀攸、程昱、郭嘉高，其名声更比不上诸葛亮、荀彧、周瑜、鲁肃等。但平心而论，董昭的谋略和见识，在三国历史上也堪称一流。
初平三年，曹操采纳毛玠“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派人去见河内郡太守张杨，想借道西上长安与朝廷取得联系，却被张杨拒绝了。
此时，董昭因不受袁绍信任，暂时栖身于张杨处。他听说张杨拒绝了曹操的请求，便劝张杨说：“曹操如今势力虽弱，但他是天下真正的英雄，本来就该找机会与他结交，现在有借路这个机缘，应该允许他的使者通过，将他的奏章上呈朝廷，并上表推荐他。如果事情办成，就可与曹操建立长久的交情了。”
董昭劝张杨答应曹操借道的请求，一方面确实是在帮张杨与曹操建立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想借此机会与曹操拉上关系。因为在董昭看来，张杨成不了大事，而曹操可以。
经过董昭劝说，张杨终于允许曹操的使者通过河内郡前往长安，同时自己也上表推荐曹操。
当时，在长安掌权的是李傕、郭汜等。董昭认为曹操仅派使者去见汉献帝还不足以成事，便自作主张，以曹操的名义给李傕、郭汜等人写信，分别致以问候，从而帮助曹操与朝廷成功建立了联系。
建安元年七月，杨奉、韩暹、张杨等带着汉献帝脱离李傕、郭汜等人的控制，返回旧都洛阳。董昭于是离开张杨前往洛阳，被朝廷任命为议郎。
此时，杨奉的兵马最强，但缺少外援。董昭看出杨奉的不利处境，又私自以曹操的名义给杨奉写信，在狠狠地称颂杨奉帮汉献帝返回洛阳乃“翼佐之功，超世无畴”之后，又指出如今天下不宁，辅佐天子必须依靠天下贤明之士共同努力，提出双方结盟，相互支援，说：“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杨奉收到曹操的（实际上是董昭私自假借曹操名义伪造的）信，十分高兴，对其他将领说：“兖州的军队（指曹操的军队）近在许县，有兵有粮，朝廷正可以倚靠他们。”于是诸将联名上表推荐曹操担任镇东将军，并承袭他父亲曹嵩的爵位费亭侯。
在董昭暗中筹划和帮助下，曹操终于如愿来到洛阳，并立刻请董昭与自己并排坐在一起，向他请教下一步的行动策略。
董昭于是提出把汉献帝迁去许县的主张。他认为，洛阳的各位将领都有自己的打算，未必肯听从曹操的指挥，曹操如果留在洛阳控制朝政，有许多不利因素，只有请天子移驾到许县，才是最好的办法。
董昭也承认，让刚回到洛阳的天子再次移驾，确实不符合民心，但他还是坚持认为，一个人只有“行非常之事”，才能成就“非常之功”。
曹操赞同董昭的主张，又担心会杨奉受到阻挠。董昭又献上诡计，说：“杨奉缺少外援党羽，所以他愿与将军结交。任命您为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的事情，都是杨奉的主意，应该及时派遗使者带去重礼表示感谢，使他安心。并告诉他说：‘洛阳无粮，想让献帝暂时移驾鲁阳，鲁阳靠近许县，运输较为便利，可以免去粮食匮乏的忧虑。’杨奉这个人有勇无谋，一定不会疑心，在使者往来期间，足以定下大计，杨奉怎能进行阻挠！”
曹操采纳了董昭的建议，一方面派使者去给杨奉送礼，另一方面立刻行动起来，把汉献帝迁往许县，改许县为许都。等杨奉发现上当受骗，想要出兵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建安四年，劝说曹操不可派刘备与朱灵去截击袁术的， 除了程昱和郭嘉之外，还有董昭。这至少说明，董昭在对待刘备的见识和态度，与程昱和郭嘉这俩历史牛人也不遑多让。
建安十七，董昭在曹操出兵东吴时发动群臣共同上表请求封曹操为魏公，遭到荀彧的反对。不久，荀彧因为此事而自杀，曹操终于当上了魏公。
建安二十四年，趁关羽围攻樊城曹仁之机，孙权暗中写信给曹操，提出想要出兵偷袭荆州，并请求曹操不要把消息泄漏出去，使关羽有所防范。
到底要不要替孙权保密呢？曹操就此问题召集群臣商议。
群臣都说应当替孙权保密，唯有董昭认为，军事行动应该注重权变，要合乎时宜，曹操应当答应孙权为他保密，但暗中却故意消息泄露出去。
在董昭看来，这样做，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好处：
其一、将信息泄露出去，可以让坚守樊城的曹军知道关羽将要撤军，有利于稳定樊城的军心；
其二、关羽知道孙权准备偷袭荆州，必定要回兵防护，樊城的包围就能迅速解除，曹魏可获利；
其三、可使孙权与关羽陷入争斗不休的局面，曹魏可以坐山观虎斗。
如果说在帮助曹操把汉献帝迁往许都的过程中，董昭屡次用上阴招，不顾道义，有点卑鄙，那么在是否公开孙权密信这件事上，董昭的主张就不仅仅只是不讲道义的问题，而是十分阴狠恶毒了。
黄初四年，曹丕派夏侯尚等率军准备渡江攻打东吴。当时，长江水浅，江面狭窄，夏侯尚试图率军进入江陵中洲驻扎，并在江面上架设浮桥，以便和北岸来往。
魏军参与计议的人都认为，这么做一定能够攻克江陵，唯有董昭上书曹丕，陈述进军容易、退兵难的道理。他指出：夏侯尚驻军中洲，过于冒进，在江上架设浮桥往来，只有一条狭隘的道路可以通行，如果长江水位暴涨，魏军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非常危险。
曹丕闻言醒悟，命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中洲。不久，吴军果然两面并进，魏军大队人马只从一条通道退却，挤在一起，一时很难退出，最后勉强撤回北岸。吴将潘璋已制好芦苇筏子，准备烧魏军的浮桥，恰巧夏侯尚率兵退回，未得实施。而且，仅在十天之后，江水也果然暴涨。曹丕因此称赞董昭说；“你的预料，竟如此准确！”并命令各军全线撤退。
总之，董昭就像一只躲在阴暗中的冰冷蝎子，善于搞阴谋诡计，且十分狠辣，所以，如果仅从个人情感来说，董昭确实很不讨人喜欢。这也是历代史学家对董昭的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但如果理性来看董昭，他其实又是一位十分出色的谋士，无论是才能还是见识，都堪称一流。
太和六年，董昭被任命为司徒。
当时，诸葛诞、邓扬等结成朋党，争相题品吹捧，以夏侯玄等四人为所谓的“四聪”，以诸葛诞等八人为所谓的“八达”。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中书伶孙资的儿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三人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但因他们的父亲有权有势，竟然也特别容纳他们三人参预题品，被称为“三豫”。
社会上出现的这些流弊，影响极坏，严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和正能量的传播。所以，董昭当上了司徒以后，立刻就相关问题向魏明帝上了一份奏疏。
在这份奏疏中，董昭以十分犀利的言辞针砭时弊。其中有几句话，翻译过来，就是本文开头的那段话。原文如下：
“……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已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闻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职家人，冒之出入，往来禁奥，交通书疏，有所探问。凡此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虽讽，伟之罪，无以加也！”（《三国志·董昭传》）
董昭这一番话，真可谓鞭策入理，入木三分，振聋发聩。作为现代人，读来既感熟悉又感诧异。因为，千年前古代社会存在的时弊，我们现在也有，且屡见不鲜。现代社会与三国时期相比自然是进步了不少，但三国时期存在的社会弊病，现代社会为何仍然存在呢？我想，这大概与人性的弱点有关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