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底的一天，前一年获得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前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在北京的家中迎来了一个客人。来客是他的山东老乡，也是跟他一起在济南战役中被俘，刚刚获得特赦不久的庞镜塘。
庞镜塘不是空手来的，他给王耀武带了一份礼物。王耀武用他那满口泰安口音责怪庞镜塘，“有钱给你老娘捎点年货，哪怕买两盒饼干也好”，但还是满脸笑容地接过礼物，可当他看到礼物那一刹那，便顺手将其撕得粉碎。庞镜塘究竟送的什么礼物，让王耀武如此气愤呢？
在功德林战犯中，庞镜塘不像杜聿明、王耀武那样曾统领千军万马，也没有康泽、沈醉等特务那样让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他却是所有被俘虏的国民党党官中级别最高、资格最老的一个。庞镜塘不仅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是国民政府山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负责山东党务工作。
庞镜塘出身官宦人家，是北大文学系的毕业生。自北伐以后，他基本一直在吃党务饭，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负责山东党务工作。而他之所以被俘，原因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本来他也是能稳稳妥妥去台湾的，但却被自己两位山东老乡——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和副司令员李仙洲给坑了。
当时这两位老乡二人拍着胸脯保证：“俺们有十几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还怕打不过只有步枪迫击炮的土八路？想当年日本军队装备比俺们好得多，还有飞机，俺们也熬过来没当俘虏，你放心好了！”
结果，庞镜塘就真信了老乡的话，坚守山东，导致国民党在山东的党政军班子首脑罕见地被一锅端，随后他就和打过保票的两位老乡一起到功德林报到了。
刚解放时，很多人还搞不清楚，以为各省市国民党党部的书记长是当地国民党的最高负责人，甚至到成立战犯管理所时，也把几个省市的国民党的书记长挑出来。实际上，国民党各省市的最高负责人是主任委员，书记长是主任委员领导下的高级幕僚，等于部队的参谋长、机关的秘书长。有的省市由省主席兼任主任委员，书记长的权力虽然大一点，但重大事件还得请示主任委员。解放后，虽然有不少书记长被俘，但主任委员被俘的只有庞镜塘和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两人。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分成若干学习小组，在各学习小组之上有一个学习委员，这个人是王耀武，此外还在各组的生活小组长之上设了一个负责生活的生活委员，就是庞镜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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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镜塘的父亲是清末的大官，所以家产不少，除了上海、南京、济南有大公馆外，北京绒线胡同也有一所大院。他是大少爷出身，吃喝玩乐、是数字化无一不精。由于他是党棍子，知道阶级斗争的厉害，所以在济南解放被活捉后既没有像许多高级将领一样准备自杀，也没有敢隐瞒身份，而且，在被俘后，还处处小心翼翼，一般人对他的评语是“循规蹈矩”。他从不背地里发牢骚，所以被指定当了负责生活的委员。
作为生活委员，庞镜塘和学习委员王耀武有一间小房子作为工作室，各组学习组长与生活组长有事开会或碰头，便在这个房间内。别的战犯在他们不开会时，也可以去这里与他们聊天或反映情况。
虽然同为山东人，庞镜塘跟始终不改一口泰安方言的王耀武不同，身为世家子弟的他喜欢操一口生硬的北京腔，但他的北京话并不流利。有一次，有人在庞镜塘的桌子上写了一行字，“前有石敬瑭，现有庞镜塘，现镜塘想学前敬瑭，可惜学不像！”庞镜塘看到这几个字，气得跳了起来，并且向管理所领导反映，要查对笔迹，看是谁写的，非要处分这个人不可。
庞镜塘
庞镜塘平日里非常和气，很少看到他发脾气，而这次他不仅大发雷霆，还一个人伏在桌子上泪流满面。有人劝他不要计较，他哽咽着对人说：“我是一心一意为同学们服务，却有人把我比作认贼作父的儿皇帝石敬瑭，怎么不伤心！”他一再请求领导给他做主，一定要核对笔迹，看是谁这样恶毒地咒骂他，可是没有得到管理人员的支持。他们感到要100多人写字对笔迹，这样大规模地兴师动众，没有必要，以后留心慢慢地查查就行了，结果不了了之，庞镜塘却一直耿耿于怀。
还有一次，不知道是谁，把庞镜塘种在工作室里的两盆山胡子和五色朝天辣椒淋上一大杯子开水，等他发现这些东西蔫了的时候，已经无法起死回生了。为此，庞镜塘再一次大发脾气，说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太可恨了。监狱中这一点点盎然生气都被烫死，真是没良心的人才做得出来。这次，庞镜塘没有找管理人员“做主”，而是请来曾在戴笠属下当过侦缉大队长的沈醉，请他来帮忙“破案”。
大特务沈醉早就下定决心要洗心革面，当然不会再去做过去的“勾当”，他劝庞镜塘要自我反省，有什么地方让大家不满才是要紧的问题。庞镜塘作为生活委员，平时负责日用品等东西的分配，已经其他生活方面的事务。有人觉得他管得太多，也有人觉得他分配物品不公平。过去这些大官们连想都不会去想这些所示，此时却都斤斤计较。
老电影《决战之后》里，庞镜塘一边捋着胡须，一边得意洋洋地跟人说，自己的老婆孩子都去了台湾，妻子还在那边当了“国大代表”。事实上，庞镜塘胆子很小，平日里很少和别人谈知心话。有一次，他在别人谈在台湾的家眷时，不经意说出他的妻子是台湾的“国大代表”。当别人进一步打听情况时，他马上改口谈别的事情。不难看出，庞镜塘内心是非常苦闷的，有时候一个人坐在那间工作室里，既不看书报，也不写东西，而一坐就是默默无言地坐很久很久。
跟庞镜塘一样，王耀武在功德林也通常是谨言慎行。他在济南战役被俘后，曾自愿在华东新华广播电台发表广播演讲，喊话蒋介石不要再搞独裁，最好命令全国国军立即向解放军投降。
刚到功德林时，王耀武见到曾在徐州担任过杜聿明的参谋长的文强，闲聊之中，他问文强：“你与国防部的人很熟，俺被俘后，共产党叫俺在电台上讲了几句。不知南京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应？”
“有反应。”文强实言以告，“蒋介石听见你的广播，当场把收音机砸了，骂你是软骨头、伪君子！”在这之前，没有人这样骂过王耀武。身为堂堂军人，最耻辱的就是软骨头；来自孔子故里，最肮脏的就是伪君子。所以，文强话未说完，他已经晕过去了。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王耀武都心烦意乱，浑浑噩噩。他写了一副对联挂在墙上：“先解放后解放，先后都得解放；早出去，晚出去，早晚都要出去。”
庞镜塘当时在战犯管理所还负责墙报，他将王耀武那副对联保存了下来，特赦出来后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王耀武。王耀武接过早已发黄的对联，顺手就给撕得粉碎，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要知道，那是俺心烦意乱的时候写的……”
“俺在道德与良心的夹缝中生存，想活下去，又不想活太久，这就是俺当时那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德行。”旧事重提，王耀武在庞镜塘面前好一阵长吁短叹。
“可是你以后变了，”庞镜塘笑道，“从大大咧咧到小心翼翼，变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庞镜塘说这话也是有感而发。那日，功德林晚饭后，庞镜塘说王耀武越来越像一生谨慎的诸葛亮，王耀武说他更崇拜关云长。殊不知翌日早饭前，王耀武慌慌张张地找到庞镜塘，说：“昨天俺又犯错误了。关云长人在曹营心在汉，可是俺人在功德林，心向共产党。”
此时，王耀武接过庞镜塘的话，神色凝重地说：“你可以不认识俺，但是不可以不认识这个世界。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这是国父孙中山的至理名言啊！”
无论是王耀武还是庞镜塘，通过在战犯管理所的学习后，都认识到蒋家王朝的黑暗腐朽，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分别在第一批跟第二批获得特赦。1960年11月28日被第二批获赦后，周恩来总理专门邀庞镜塘至家中作客，勉励他在有生之年，多为人民做有益之事。此后，他被安排到沈阳定居，任沈阳市政协文史专员。
在担任文史专员期间，庞镜塘撰写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见闻》、《国民党“健党运动”之内情》、《日寇投降后冈村宁次的一个反共建议》等文章，发表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上。著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一书。
庞镜塘晚年怀念在台湾的亲朋故旧，每次致函亲友，希望他们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他的继妻杨宝琳，现为台湾地区国民党“立法委员”，所生2女均定居境外。他曾致函妻女，邀她们回大陆，定居加拿大的次女曾两次回国探亲。
1970-1974年，他在辽宁省新民县大柳屯农村插队期间，通过劳动锻炼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曾拿出自己的3000元积蓄，帮助农村办电。
庞镜塘喜爱收藏古书和名人字画，几十年来收藏书籍多达9万余册，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晚年他将珍藏的善本图书，大部分捐献给国家。由其幼子庞祯代为保存的名书法家赵子谦的手迹隶书四扇屏，也于他获赦后献给全国政协。
1977年5月12日，庞镜塘在沈阳因病去世，终年77岁。庞镜塘曾娶河南省的牛氏生有3子，1950年牛氏于北京病故。1928年庞镜塘在上海与杨宝琳结婚，育两女，均学有所长。杨宝琳曾在台湾担任民意代表，次女庞祎由台湾移居加拿大，曾就读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并曾任世界画会理事。
根据《菏泽市志》，庞祎克服重重困难，曾两度回国探亲。庞祎于2000年去世，其子方志豪主动联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将其母亲保存的庞镜塘书籍及碑帖捐赠，并希望通过将其数字化与全球的学人共享。
庞镜塘的这部分藏书，数量虽然不多，但总的说来．多明刻本，多集部、史部书籍，多善本。具体而言，该批藏书有如下几个特点：从形成时代来看．以明代为主，有29部书刻于或抄于明代。从地域看，由于庞镜塘本人为山东人．故这批捐赠当中有数部书为山东学者编著或抄写的作品。例如赵执信之作品有《声调谱》、《饴山诗集》等。
《唐诗鼓吹》，为赵念抄本，国内不存，是研究山东赵氏家族的较好资。另外还有高风翰曾藏并题序的《冯舍人遗诗》。从经、史、子、集四部来看，以集部书为最多，有37部．其次是史部，有12部。从刊刻形式看，以刻本最多，还有一些名人抄本。从收藏来源看，有一部分来自著名藏书楼海源阁。
总的来说，庞镜塘后人捐赠给加拿大这所大学图书馆的藏书中，不乏中国古书中稀世珍本，就这样流落到外国，不得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了。
参考资料
《战犯改造所见闻》，沈醉，中国文史出版社
《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黄济人，中国青年出版社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庞镜塘藏书述要》，刘静、谷敏，文献天地
